这两年，山东“85后”作家魏思孝写出了他“乡村系列小说”的第三部——以一个普通农民命名的长篇小说《王能好》。
王能好自幼多话，性格散漫。四十多岁时，他突发奇想离乡打工，不为外面有多吸引人，而是眼下的乡村生活缺少新鲜，让他失望。他一生的外出打工有且只有两次，第一次因为家中变故戛然而止，第二次也不了了之。小说正文共分七章，讲述的是他在两次外出间隙待在老家的七天。在魏思孝笔下，这七天并非王能好生命中最后的七天，却是他余生中最后的骚动，最后的活力，以及对美好世界最后的向往。
事实上，王能好是有人物原型的，他是魏思孝的表哥，一个喜欢说话、勤恳节俭，会在醉酒后说“我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的乡村光棍，后来因为一场车祸去世。在小说写作中，魏思孝前所未有地想走进表哥的内心，试着理解他的孤独和欲望，他的热爱与困境，以及他那短暂一生里无力挣脱的命运。小说书封是黑暗中的一个墓碑。在现实世界里，表哥的墓碑至今也没有刻字，只是一块光滑的黑色大理石盖板。魏思孝在小说最后写下了一页300字不到的墓志铭，它是来自虚构世界的安慰。
今年春，《王能好》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一个农民的出走、回归和意外死亡之外，小说更以此为线索编织了一幅当代乡村生活的浮世绘。今年春天，当新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魏思孝说：“如果我在三十五岁之前，没写出像《王能好》这样的作品，我对自己的写作是不满意的。现在有了它，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也算有个交代。”
“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这本是拿得出手的，不算特别丢人，也是一种感慨，希望我能尽快写出更好的作品吧。”近日，魏思孝就《王能好》及其背后的思考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写小说的过程，对写作者也是一种自省，是沉浸去揣摩和悟道的过程吧。小说确实会让你多站在不同人的立场去思考，让你和它一起成长。”
山东“85后”作家魏思孝
【对话】
一个生错了地方的人？
澎湃新闻：我们先来聊聊《王能好》背后的故事吧，怎么想到要写一个话多讨嫌、热爱自由的农民？
魏思孝：写完《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后，我一直想写关于乡镇日常生活的小说，通过一个在劳务市场打零工的男性的视角，但迟迟没动笔，直到2019年7月，我的表哥车祸去世。他就是王能好的原型。我之前就一直想围绕表哥去写个作品，他本身在乡村社会中是个独特的存在，也在劳务市场打零工，是我们所谓的典型人物吧，但他尚健在，我最起码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可以去观察他的生活，但他就这么突然死了，写作提前摆上了日程。简而言之，这本小说，是我先搭建好了框架，把人物塞进去，再往容器里陆续添加细节，让其逐渐生动起来。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表哥在乡村社会是个独特的存在？王能好身上哪些特征是你表哥的，哪些是你虚构的？
魏思孝：作为一个四肢健全，智力尚可的男性，单光棍这一点，在我们这个谈不上闭塞和贫穷的乡镇，就已经算是罕见了。然后他话特别多，乡村说法，叫老婆子嘴，而且和谁都自来熟，有的没的都能搭上几句话，十里八乡的没有不认识他的，大小也算是一个乡村名人了。他又软弱，在我印象中，除了对至亲，他几乎没对外人发过火，或者感受到对方生气后，就示弱和求饶了。他对男女之事也羞于提及，当然并不是没有需求。我一直搞不清楚他如何去解决自己的生理问题，有次我直白地问他，他反应很大，对我痛心疾首：你怎么能问这个呢？但酒后的表哥是另外一个样子，他总是在喝醉后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他对我的痛骂和嫌弃不为所动，自顾说着，诸如“别人瞧不起我，我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我有的是钱，谁不认识我”之类的，而我总是不耐烦，挂电话。等到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昨晚怎么了，恢复清醒的他就只撂下一句“没什么”。
至于书中的王能好，我显然弱化了表哥无理取闹和令人讨嫌的成分，尽可能赋予他身上一些亮光，比如在上海的工地上，他会十分细致和温柔地对待小鱼。小说人物内心的独白也是我臆想的。还有他面对别人的欺辱会强硬去回应，现实中的表哥不可能如此不知高低，或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有原型当然有助于刻画人物，但碍于我对表哥知之甚少，从未交心过，自然也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我只能站在他的位置，去揣摩和想象。
总之，尽管王能好已经塑造立体，但也远比不上现实中的表哥更复杂和令人回味。
澎湃新闻：这本书的书封标出了王能好的两大特点，一个是“话多讨嫌”，一个是“不羁爱自由”，对于一个农民而言，他的“不羁爱自由”是尤其吸引我的。而且他的很多思维是比较先进的，比如婚姻不能将就，做人要有选择的自由，那么什么样的农民会想到这些？为什么会想到这些？这里的人物逻辑是不是还可以再挖一挖？
魏思孝：我觉得他的悲剧恰好来自于这种不合时宜的“不将就”，年轻时他相亲多次，也有姑娘看上他，而他认为自己会找到更好的。如果他早点成婚，组建自己的家庭，会过上一种更平稳的日子，依靠他的节俭和劳作，日子不说多么宽裕，也足够温馨吧。但恰是这种不自知，让他短暂的一生，显得异类和被轻视。王能好除了酗酒，没什么恶习，不捞偏门，信奉勤劳。当不自知和固执结合，这个人就容易出问题。
澎湃新闻：我倒是倾向于他的“不将就”是因为他觉得感情没到。村民对婚姻自有一套逻辑，时间到了，男女搭伙，延绵子嗣，但王能好从不服从。这个不服从若放在上海，大家会觉得挺正常的，但放在乡村，他因此备受嫌弃。你会不会觉得，王能好是一个生错了地方的人？
魏思孝：我觉得任何生活不如意的人，都可以用生错地方或是时代来自我安慰，这也包括我自己。但回过头一想，在人类的历史中，目前所处的时代，对于普通人来说，应该是最友好的了，这里主要是指生存，普通人能最大范围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当然，如果这样持续下去，出来在未来的也许更好。
异类，是他受困于乡村这个熟人社会，没有遵循一条正常的生活轨迹，更因为他混得不好，如果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苦工，在体制内混个一官半职，抑或是个发财致富了的农民企业家，那么即便是异类，也会在势利的乡土社会中获得足够的尊重，起码不会让众人如此嫌弃。那么就有了另一个问题，在当代社会中如鱼得水的人，怎么可能是异类呢。所以说王能好的异类和被嫌弃，是注定如此的。上海当然会更宽容一些，而这不仅建立在它物质生活的富足之上，更在于它毕竟不是一个熟人社会，在浩瀚的大海中多一条像王能好这样的所谓的臭鱼烂虾，并不现眼。
澎湃新闻：对于那些在当代社会如鱼得水的人，王能好常常说一句“命好而已”，这样的话从一个失败者的嘴里说出来，往往是很可笑的。但和那些无所事事的“废柴”不同，王能好有手艺，肯卖力，还在欲望上高度自律，可叹这样努力的人依然失败了。在你看来，王能好是不是确实有资格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命运？
魏思孝：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归结为“命不好”，大概也是小人物为数不多的对社会的控诉了，起码比陈胜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温和许多。而把其余混得好的人归类为“命好而已”，更多的是心理疗愈自己。王能好虽然有诸多的优点，但他最致命的一处问题，是对自己缺乏清醒的认知，一个人在某个阶段都有这个阶段的主题，年少求学，长大立业。王能好虽勤恳节俭，但发生在他身上的遭遇，只能说是不幸。失败是个功利性的字眼。不幸的人，总是更有资格来抱怨命运不公。如同那些所谓体面人，有时也用命好来遮掩自身的努力。
澎湃新闻：我想，或许不是“不幸的人更有资格来抱怨命运不公”，而是“拼命努力过却依然不幸的人更有资格来抱怨命运不公”，王能好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他无果的纵身一跳。
魏思孝：这点你说得更准确。
澎湃新闻：王能好是你迄今为止最满意的小说人物吗？
魏思孝：我个人认为，王能好算是文学上的一个典型人物，塑造上是成功的，窃以为可以留下一个位置。但若说是满意，《余事勿取》里的卫学金，更让我满意，他原型是我父亲，我更为了解且用情。
《余事勿取》
小说里的现实景象
澎湃新闻：《王能好》每章后面的人物群像也很有意思。一开始我想过，这部分会不会是你想通过人物关系的刻画去更全面地呈现王能好这个人，后来我发现这部分的描写相对独立，有的人物甚至和王能好没有直接关系，当然他们的存在也赋予了整个乡村世界以及世情人心更多的细节与生机。你什么时候想到了要写这些人物群像？为什么想这么写？
魏思孝：我是在二稿的时候，才有了想法。初衷也是想提供一个更丰富的叙述视角和层次，而不仅是局限于王能好所生活的乡镇。实际上王能好虽为小说中的主角，更多的还是以他的存在，去带出周围的人，他是一个牵引，是一个向导。从中也践行：每个人都是各自生活中的主角，是一个单体运行的星球，背后有着丰沛且不应该去忽视的生活。而任何写作都讲究主次之分，我只能尽力至此了。
澎湃新闻：这组人物里，我个人感觉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名叫吕长义的企业老总，他和王能好同龄，出身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是我们认知里的成功人士。但小说写吕长义把自己与美国名流的合影传到微博时那种糟糕且无奈的情绪，和王能好当初想在吕长义公司里当个保安的心态，“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比较打动我的是这段描述里有一份体谅，因为对底层、边缘人物的关注有可能带来对成功、主流人士的漠然甚至敌视，但我能感受到你对人的理解、对困境的理解是打开的。这份“打开”是近年的一个收获吗？
魏思孝：不论什么阶层的人物，在面对内心的困境时，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我书写底层、边缘人物，也是基于我是这样的处境，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基于其他。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提供就业机会，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肯定是更为巨大的。比如小说中吕长义的原型，他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镇上，为数千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让员工能养活一家老小。这种打开也谈不上是收获，是一个理性的人应该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仇富没有必要，声讨社会不公更有价值。
澎湃新闻：是的。你希望你和你笔下的人物，保持一种怎样的距离？
魏思孝：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能完全沉浸在他们的世界中，去理解和了解他们，与他们共情。所谓的附体，似乎我不是在虚构，或者说虚构是为了达到一种更为入骨的真实，这是一种美妙的时刻，总会让我以为了解到生活一鳞半爪的真谛。
《都是人民群众》
澎湃新闻：《王能好》重点写了王能好在老家的七天，我想到这不是你第一次把主要叙事浓缩在几天里，《余事勿取》聚焦了另一个农民卫学金生命中的最后三天。为什么喜欢“浓缩在几天里”这样的写法？
魏思孝：虽浓缩在几天内，但其中所涉及的都横跨几十年。在写作的具体操作上，几天内可以把一个长篇人为分割为几段，有利于我写作上的维持。这和自身性格也有关系，我缺乏耐心，也有急于求成的一面。客观上，这也说明本人在驾驭更繁复结构的能力不足。但从创作上来说，我喜欢这种时间的紧迫感，也会让读者潜意识中有个期待，每天都会发生了什么。
澎湃新闻：《王能好》中还有多处写到了2020年的新冠疫情，这部分书写是在写作中自然生发的吗？
魏思孝：刚开始动笔没多久，疫情就暴发了。我回到村里和母亲一起生活了三个多月。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景象，自然也在小说中有所反映。
当然我一直认为，写作者要书写当下，最好是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才会对当下发生的一切有更清晰和准确的认识。毕竟我不是记者，需要去追踪报道。但想到疫情时期，我还是有一些感触，比如人们的生存状况，失业、生离死别等，我记得当时淄博的援鄂医护人员返乡，警车开道，众人欢迎落泪，我也动情了。这些点滴的感触，在书中都有着墨。但作为一个在乡村隔离的人，更多的是生活乏闷，比如我和母亲朝夕相处，二十多年没有过这么近的距离了。我眼看着她在百无聊赖中把客厅天花板上一块透明胶带用棍子扯下来，这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也就写进小说里。另外，疫情也是一个时间的记号，是当代生活的分割线。
萎缩乃至消失的乡村
澎湃新闻：这些年，你眼中乡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魏思孝：我身处其中，倒是没有太多的感触，建筑还是那些。上个月建设美丽乡村，我们全村外墙的颜色，由以前粉刷的淡黄色变成了纯白色，在阳光照耀下甚是耀眼。而其余的比如污水沟下潜、旱厕改造等也在有条不紊去推进。与其相随的，就是老人渐次死亡，年轻人求学后在外定居。牧民逐草而居，现在大家是逐利而居，那么萎缩乃至消失是乡村最终的宿命。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宿命？会对此伤感吗？
魏思孝：其实还是对在乡村生活的人。如果明天我们村里立刻拆迁，村民都住进楼房，分到让自己从容生活的补偿款。那我希望乡村立刻消失。我只是觉得农民，太辛苦，到老累出一身毛病，领着政府给的每月一两百的养老金，活得太不体面了。
澎湃新闻：这个回答很真实。《王能好》还写到了乡村各种各样的死亡，对乡村丧事也有很细致的描写。在你的观察里，乡村对于“死亡”有着怎样的观念与态度？
魏思孝：回避就医和医治，并不是对死亡的漠视，而是贫穷所致，只能以豁达的态度来掩饰恐惧，把钱财留给家庭生活，这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有时，因无知而导致的质朴观念，在面对死亡时可能更具有力量。老人们对待死亡，一句轻飘的“寿限到了，命该如此”能有效治愈自己。有年我看电影《阳光小美女》，里面的爷爷死在医院时，医院的心理辅导人员问家属需不需要心理干预。恰逢我那时处在父亲离世的悲痛期，心想如果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心理辅导介入就好了。在乡村，每逢葬礼，村民早早赶去围观。发丧成为一种表演。但当死者家属痛哭哀嚎时，围观村民脸上浮现的片刻痛苦和不忍，也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刻，他们也在心里默默追忆死去的亲人。我所观察的，就是如此。
澎湃新闻：你有感受到这种观念与态度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变化吗？
魏思孝：我小时候经历过中国式的婚丧嫁娶，真的是披麻戴孝，以及所谓的婚闹。自从推行丧殡从简后，程序就简单多了。拿我们村来说，现在也有治丧理事会，固定成员，用以应付村里各族人手不足，统一去操持死亡村民的葬礼。至于婚闹这般陋俗，极少发生。文明入侵下，乡村陋习的消除，也不用为之可惜。
魏思孝镜头下的乡村
澎湃新闻：小说里一个名叫周东山的“95后”农村青年也给我留下蛮深的印象。这个男生背负着一个穷困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进城学医，后来因为一个女孩在毕业之际放弃在省会从医。从家庭利益出发，这个男孩让人失望了，但从个人情感出发，他或许想要的不过是一份爱情，只是相比家境好的同龄人而言，他更“输不起”。这样的人物挺让人感慨的，他们是一类“无根”的农村青年，生于农村但不会种地，又不能在新的城市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你怎么理解周东山这样的人物？
魏思孝：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乡村青年，在外求学后，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回村种地当然也不现实，收入太少。乡村青年试错的机会太少，在青年时代，每一步都走的如履薄冰并不是危言耸听。这在纪录片《出·路》中，有更鲜明的比照。但不管怎么来说，求学是成本最低且靠谱的路径。周东山好歹也是医学毕业生，即便是短暂的挫折，我相信靠他的学识，也会有一个与其相称的出路。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像周东山这样的农村青年今后会越来越多吗？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魏思孝：出路来自于个人奋斗，比如最近的董宇辉。如果确实不是学习的材料，就去学一门技术傍身，一如我这乡村青年找到写作这条谋生之路。我担心的不是周东山这样的人，他已经接受了足够其谋生的教育，就看他如何去选择了，他的处境更多是情感带来的困扰，丧失了一条捷径。而在我的乡村中，更多的是因为乡镇教育资源的不足，导致越来越多的家境一般的孩子，接受不到好的资源，在与城市子女的竞争中一败涂地。而有的家长，又因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进而认为学习无用。以上种种，令人悲观。
澎湃新闻：山东还是一个教育大省。除了教育资源与观念的落后，你认为当代乡村亟需解决或者重视的问题还有哪些？
魏思孝：我们的乡村缺什么，老人的生活保障，以及对知识的观念。其实这也不仅是乡村，是整个社会面的问题吧。我有时会想，等父辈老去，到了我这一代，也没多少人还在乡村了。如果乡村最终是萎缩和消亡，那么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魏思孝镜头下的乡村
对于写作，年岁越长越困惑
澎湃新闻：中国过往的乡土叙事里，有哪些作品是你喜欢的？
魏思孝：小说选三个，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韩东的《扎根》。三者各有所长，共同点是用过硬的文学品质，毫无造作，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悲悯，没有自作聪明，展现中国乡村的一段过去。影视来说，《秋菊打官司》、《光荣的愤怒》、《hello 树先生》的前半部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前两者是从法治和村官腐败方面，一窥乡村的面目。树先生和王能好有共同之处。至于《乡村里的中国》因是淄博博山的一个村子，算是我老家的景象，我有更切实的感受。
澎湃新闻：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自主地进行文学创作？你的文学启蒙是什么样的？
魏思孝：我读大学时开始写点东西，但都不成样子，算是练笔，直到2012年才开窍。我是野路子出身，并不是从经典名著阅读开始，大学时才开始读一些文学类的书籍。我赶上了文学论坛的尾声，作为一个反叛的文学青年，越是主流的文学，越心存排斥，便从“橡皮文学网”“他们文学网”的电子网刊中，阅读了大量期刊等文学体制之外的东西，他们随心所欲和生猛的创作状态，让我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去写，写自己的所感所想，而不是被规训和教化的。这对一个无知浅薄的乡村青年来讲，尤为重要。文学论坛对初写者也是更为友好的平台，可以近距离发言和结识同道。韩东、杨黎、何小竹、朱文、曹寇、顾前、乌青等人都影响过我。
澎湃新闻：文学论坛的尾声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魏思孝：文学论坛是个开放的空间，不像现在微信公号时代，过于封闭。论坛比较生猛，比如觉得谁写得不好，不管名气大小，都可以骂一骂哈。当然正统体制内的成名作家很少出现。但有一些现在已经成名的是从论坛出来的，比如路内、曹寇、张楚等吧。我上大学那会，大家对文学论坛的热情基本都过了，都玩博客了又。其实不知道下一个社交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微信公号都有小十年了。
《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
澎湃新闻：在“小镇青年系列”之后，你近年的小说创作基本围绕乡村与农民展开，这一写作题材的转变也和你的生活状态有关？
魏思孝：一是，厌倦了过去的自我表达，二十来岁渴望被外界认可和接受，总是过于在意自己的情绪。等到了三十岁后，就自觉将目光转向周围的人。二是，眼看着身边的村民和乡邻渐次死去，作为写作者感觉有必要记录他们。
澎湃新闻：《王能好》里有些小说人物在你的旧作里出现过，比如付英华、卫华邦、牛慧，有把不同的小说共同构成一个乡村世界的愿望吗？
魏思孝：这么去写，也恰好是这些同名的人物来自于同一个乡村世界，原型也是同一个人。我正在写小说中，老付也是主要人物。
澎湃新闻：你现在的日常生活与写作是什么样的？
魏思孝：我因全职写作，收入和写作密切联系，所以不得不一直处于写作的状态中，好处是多产，缺陷是容不下过多的思索，有时候显得有些急迫。如果没别的事，我每天醒来，收拾妥当后，坐在电脑前，有空就写点，一天产出一两千字。不写的日子让我觉得恐慌，一来觉得自己在虚度，二来也是生存需求。写作能让我暂且逃避现实生活的困扰，但写得不顺或不满意，又让我焦虑和自责。总之，就是一副资质平庸的写作者的德行吧。
澎湃新闻：会不会觉得比起过去的作品，现在的作品少了些情绪性的东西，但思想性的东西多了？你能感受到自己在写作以及生活观念上的变化吗？
魏思孝：思想性倒是谈不上，可能对生活有更切身的感悟吧。我为自己越来越趋向于一个写作工匠而自豪，日拱一卒，希望未来的自己，能更有耐心沉着应对。我还是觉得自己身上有过于浮躁的一面，这样不好。不过，我这几年，总是不缺要写的东西，都排队等待着，这让我感觉踏实。
澎湃新闻：出版方将《王能好》《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归为“乡村三部曲”，那么接下来呢？还会继续乡村主题的创作吗？
魏思孝：去年写完了一个女性题材的小说，今年中信大方会出版。这个小说也是我脱离乡村的一个尝试。今年要完稿的一个小长篇，还是乡村题材。之前写的都是他者视角，但这次是“我”。这个写完后，下半年想写点短篇小说，不拘于乡村和城市。乡村，也只是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
澎湃新闻：面对写作，你会有哪些困惑？
魏思孝：对于写作，是写的年岁越长，越困惑，倒没有十年前那么生猛和无畏了，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前途远大，不屑众人。而如今，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斤两，越看自己的东西，越觉得不足和欠缺，时常陷入怀疑中，就如最近这两个月，正处在二稿修改阶段，每天几乎都在边修改边自我谩骂中度过，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进步空间还很大，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
澎湃新闻：你关注同龄青年写作者的作品吗？有没有欣赏的青年写作者？
魏思孝：我不是评论家和编辑，更多的阅读精力放在喜好的作家或是经过时间验证的作品上，往好里说，自己还在努力寻求进步，而这当然多少有点对同代人的漠视和不关心。有时我也通过一些渠道读到更年轻的写作者，其中杨知寒的《连环收缴》、《水漫蓝桥》打动过我。今年，译林会出版她的小说集《一团坚冰》，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