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小路到李白:关于告别以及告别的意义

北京青年报  |  2022-06-24作者:易扬

1,路小路2.0

有些写作者是会被“冻龄”的。就比如出版了长篇新作《关于告别的一切》的路内,在很多读者眼里,还停留在血气方刚的青年阶段。30岁出头时,路内就因《少年巴比伦》惊艳文坛,小说里一去不返的青春岁月以及充盈弥散的离愁别绪,成为一代读者怀旧伤逝的“青春圣经”。随着“追随三部曲”的出版,小说人物“路小路”也成为“泛青春文学”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经典形象。

在影视改编等流行浪潮的助推下,作为写作者的“路内”与作为虚构人物的“路小路”,很大程度上被黏合在了一起,甚至还被画上了等号。似乎是认识到了一个作家被扁平化看待的“危机”,在写完“追随三部曲”之后,路内就声称“我写够了,路小路的故事到此为止”,并且纵身一跃,拿出另外十七般武艺,写出了足以与《活着》相媲美的《慈悲》,以及具有时代影像意义的《雾行者》等转型之作。

多年前,在与作家周嘉宁对谈时,路内重新提出了“心解”的概念,他认为:“(心解)就是讲一个作家的自我照亮、通过自我反射世界”,如果用更为通俗的语言解释,那么“心解”就是个人经验,而文学作品就是个人经验的表达。近年来,“工厂青年”路小路虽然被路内藏进了箱底,但取而代之的“县城青年”李白,还是带有作家鲜明的个人色彩,比如小说主角还是一以贯之的多愁善感、插科打诨,又比如虽然没了高频出现的化工技校,但主人公仍是个一无是处的职大毕业生。

在小说《耶稣的学生时代》的扉页,作家库切就曾引用《堂吉诃德》里的句子,自嘲“不论哪部书,续篇从来没有好的”。而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路内让李白和自己一样,写出了一本多次再版并被买断影视改编的成名之作,然后先借编辑之口评述“你的长篇真的写得不行,故事破碎,矫情,粗俗,还经常倒叙”;又借亲友之口指出“你这种在街头巷尾找素材的作家才是低级的”;再借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表明“已经不想听人谈起这本书,背诵他的句子就像是嘲笑他的初恋”。小说中,李白遭遇的“三轮攻击”,又何尝不是路内本人的“三轮自戕”,借着虚构人物李白,路内与自己现实中的成名作来了一次“决裂”。顺便再像库切一样,把这本比《少年巴比伦》人物更多、倒叙更甚的新作,也连带着调侃了一番。

虽然留有《雾行者》里周劭、端木云等人物明显的文学青年特征和小知识分子秉性,但李白本质上还是承接了路小路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就是更具路内色彩的2.0版本“新路小路”。对于李白的塑造,我们或许也可以将其视作是一场“断裂”,路内所要宣布割席的并非自我独特的写作经验,而是被逐渐固化的认知和相对程式的定性。况且在《关于告别的一切》出版前,路内还把自己的豆瓣用户名也改成了“李白lee bah”。

2,南方

“南方”是江浙作家情有独钟的文学母题,苏童笔下的南方枫杨树乡村和香椿树街,艾伟小说里的南方永城,都已成为当代文学极具隐喻意义的空间坐标。《关于告别的一切》同样涌动着路内鲜明的“南方意识”,“南方”就像一个可以摸得着的海市蜃楼,牵引着小说人物,拉扯着情节发展。

有别于苏童或是艾伟,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路内对“南方”的所指并不固定。比如,来到北京,李白说:“我所有讲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都发生在潮湿的南方”;在上海时,李白“走在雨后的街道上,南方的黄梅季已经来了”;待在吴里,“南方正落雨,李白湿淋淋回到家,躺在沙发上”,这一系列的“南方”,无疑就是苏州、上海这些地域范畴上的江南。而在更多的情节中,“南方”则被指向了广州、深圳等地,传说中李白的母亲白淑珍去的南方是沿海特区,张幼苹和周安娜姐妹向往的南方是广州,倩导口中最适宜帆船运动的南方是深圳。两个不同意义的南方在小说中交替出现,看似繁复含混,但也是路内的故意为之。

小说中无论中年出走的白淑珍,还是青年远行的张幼苹和周安娜,一旦前往了真正意义上的南方,就都如同投石入海,再也杳无回信。从早期小说里的白蓝、于小齐、小雅,再到《关于告别的一切》里的白淑珍、周安娜、张幼苹,路内笔下孤注一掷、奋力出走的形象都是女性,路内赋予了她们更加开化的意识、决绝的勇气,并把小说里具有自我属性的男性主人公们都留在了戴城或是吴里,在长久的怅然和失落中,充当着她们故乡记忆的记录者和“南迁”之旅的见证者。

在李白和周安娜再遇时,路内用不经意的笔墨,记叙了吴里最后的大刀阔斧,喜庆热闹的表象之下,小城早已“无人喝彩”。此后,路内还描写了工人影剧院承接的泳装秀,一场澡堂群殴中开启的下岗时代,除了推动情节发展,路内所要展现的更是精神文明、县域秩序等方面的重重混乱,曾一度残存在旧日荣光里的吴里,如今早已颓势毕现。与此相参照的是另一个全面渗入的“南方”:在吴里人的观念里,这个新的南方“已经从一个模糊的说辞,变成比喻,变成现实,变成逻各斯”;而在吴里人的生活中,“粗鄙或精致的广东人”也来到吴里,包养起了美丽的姑娘,令当地人艳羡不已。“两个南方”相互映衬,正是在另一个“南方”的诱惑下,旧日“南方”的衰败才更加展露无疑。

巧合的是,《少年巴比伦》里的路小路和白蓝多年后偶遇的城市是上海;《追随她的旅程》里的于小齐先去了上海,后来又辗转到了深圳。而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李白和曾小然时隔26年的重逢也在上海;作别李白后的张幼苹先从上海转车,再去了广州。路内让不同小说的不同人物,在时空交错中形成了跨越文本的承接和呼应。同时,在路内看来,面对吴里的落伍和衰败,邻近的上海可以担当补位,但倘若放眼更远,或许只有南越之地才能真正代表南方气质、满足南方想象。

3,对视

早在《十七岁的轻骑兵》出版时,路内就曾“吐槽”:“故事时间离现在快30年了,已经变成年代剧了”;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路内又借助女编辑之口,揶揄自己:“你爱写过去年代的故事,九十年代啦,小城镇啦,题材很过时”。“追随三部曲”和《慈悲》等作品频繁出现的九十年代国有工厂背景,让路内时常被评论界安上“工厂作家”的名号。在《雾行者》里,路内就已经试图摆脱令其不悦的“工厂”标签,并将小说的时间轴线,从惯常的九十年代初期切换到了千禧年前后的社会转型期。而到了《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路内更是有如“小说领域的‘年鉴学派’”,把既往小说的所述年代在纵向上连贯缝合了起来,并延展至最近的2019年;在横向上还触及到商业贿赂、评奖内幕、网络骂架、老年人诈骗等更具时代特征的多元事件。

上世纪二十年代,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风靡一时,激情澎湃的革命和浪漫理想的恋爱,因其本质上的互联互通,而接合捆绑在一起。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李白和曾小然、周安娜、钟岚、卓一璇等人的恋爱,无一不笼罩着惆怅和失落。我们自然可以认为,李白爱情的不顺遂是源自基因上对父亲李忠诚的继承。但正如“时代”和“爱情”始终以类似的状态相依相存一样,面对吴里小城里眼花缭乱的破碎图景,生活其中的人们又岂能独善其身,发生其上的爱情又怎能圆满顺遂。

在《关于告别的一切》的最后,路内让曾经和动物园猛兽有过一次零距离对视的李白,又一次迎面出现在了猛兽面前。不同于上次作为第三者目睹雄狮咬人,这次李白赤手空拳面对的是“一头正在醒来的熊”。无论“雄狮”还是“黑熊”,都象征着野蛮粗暴的践踏之力,似乎还隐喻了工业文明的无限制扩张。九十年代初期,如同管理员被雄狮咬死、雄狮又被武警射杀,工业文明无情摧毁了吴里小城的社会秩序,滋生了人性深处潜藏的罪恶,接着也遭遇了自我的全面溃败;20多年后,如同李白直面黑熊时的前路未卜,在和后工业时代的近身肉搏中,人类该如何自处,社会又该如何发展,路内笔锋一宕,没有交出答案。面对动物园园长伸下的一把救命竹梯,我们虽然忧心忡忡,但也唯愿李白顺利安全地爬了上去。

责任编辑:李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