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大部分工作，都不见得多么有趣，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为了糊口而强自忍受的一份苦役，只是在失去它的时候才赫然意识到：工作并不只是工作。对工薪阶层来说，上班的地方既是工作场所，也是社交场所、乃至文化沙龙。正因此，日本不乏这样的现象：许多人在退休后陷入抑郁。因为工作几乎是他们与社会的唯一联系，失去工作在实际效果上等同于被流放，都是被逐出原先的生活圈子，生活节奏也被打乱了——工作就是他们的生活。
中国人直到受疫情冲击，才逐渐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但在美国，这早就出现了：大致从1970年代中期起，随着美国的“去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工作”的门类、报酬、意义、前景和目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国的跨国企业为了应对不断加剧的竞争，通过将大量工作离岸外包来削减成本，其结果是1979-2012年间，美国流失了多达8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虽然这样的改革其实优化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老板们也赚得更多了，但在全球攫取利润的大公司可不像原先的企业那样注重回馈本地社区，最终的结果很吊诡：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本地就业机会的增多。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调查发现，美国有一半的成年人曾经历过与工作相关的困难，包括失业、减少工作时间或非自愿地转向兼职工作。
当然，互联网经济也催生了许多新职位，但那不仅数量很少，且大多仅限于知识精英。新经济结构创造了一个“双层服务工作体系”：管理岗位增加，但制造业工人不仅就业机会大幅下降，且度日维艰。有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坦然道出了残酷的真相：“互联网掏空了中间部分，提升了高低两极。麻烦的是高不成低不就的。”
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那种“靠个人努力就能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美国梦”，极大地有赖于一份体面工作的可获得性，如果现在这样的工作机会只剩下金字塔顶端的少数，那势必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竞争的内卷化。事实上，已有很多专家学者忧虑，那将是“美国梦”的破灭。
由于像这样的社会变迁，常常在数十年里一点点推进，因而只有将视野放远，才能看清世道是如何变化的：在更早的时代里，奴隶般的长时间工时捆绑往往是低收入工种的标志，然而现在这却成了管理精英们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常常还被用作他们理应得到高薪的辩护理由；新技术的发明看起来是好事，但问题是你可能也成了被节省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为了随时随地得到劳动力，零工曾被广泛赞许为“自由”和“灵活性”，直到人们逐渐意识到，在这样不确定的职业前景上，他们可能也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
新时代的首要特征，恐怕就是一种新旧结构交替之下的失衡中出现的风险增加，而这种风险通常都由最弱势的群体承担了。新经济已经破壳而出，但却远远没达到完全取代原有模式的地步，虽然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只有初创企业才能不断带来就业增长，然而现实是：创业精神虽然乍看起来是“进步引擎”，但它们却不一定比传统企业更具创新性或生产力，大约90%的新公司都迅速失败了，平均而言撑不过5年。难就难在这里：过往的经验已无法告诉我们怎么往前走，但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又模糊不清。
《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虽然美国企业文化中普遍将“激情”（passion）推崇为一种极好的职业品质，但它却并不必然是好事。一个过分热爱自己工作的人可能做过火，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动机谈不上多么渴望新奇或挑战，他们要的只是稳定。
这并不只是中国人说的“铁饭碗”，而代表着一种价值理念上的差异：那种“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意识，其实是对职场精英而言的，因为“高风险高利润”意味着前面确实有奖励等待着他们；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与自己岗位融为一体的全力以赴，却可能是不可承受的。因为如果你在工作之外没有自己的生活，那么一旦被解雇或降职，那将是可怕的精神打击。
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在长篇小说《米德尔马契》所预见的风险，在当下比过往更为真实而迫切：“如果一个人把一件工作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现在它却面临着中断的危险，眼看毕生的心血即将付诸东流，成为谁也不需要的废品，那么，为克服这种恐惧所作的内心挣扎，难道不是最崇高的悲剧，能够与之相比的情况很少吗？”
随着当代人可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社会变迁的加速，一个人要想在三四十年里安稳、专注地守着同一份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难了。这造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压力，因为人们的生活既需要变化，但也需要基本的稳定。真正的解决之道可能是在不确定性中重建平衡：既能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也不期望能做到老，至少让自己能从工作之余的生活中得到精神的滋养，不至于哪天失业后就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与此同时，就像在美国很多老工业区已经反复出现的那样，由于再也没有确定的某个行当了，任何人想要生存下来，都得从事不止一个行当。
毫无疑问，工作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但它应当是我们达成其它生活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哈佛大学经济学者丽贝卡·亨德森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没有人喜欢精疲力竭地下班回家，然后向配偶解释说：‘我的晚归是因为，我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这样的生活对许多人来说毫无意义。”
无意义的生活是不堪忍受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他那本早已成为经典的《白领》中曾指出，小企业家社会是“中产阶级的理想、抱负和神话的温床”，涉及每个人的自尊心。他说，在这样一个非凡的时代里，工作能促进人性的发展，因为“通过自己的努力，人可以实现一切；通过工作，人就可以成为造物主”。然而，对工作的爱恨都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东西，工作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特定含义，从工作中得到意义在战后初期甚至是一种特权：“创造性工作带来的这种快乐越来越局限于少数人，对大批的白领工人来说，就像对普通的工资劳动者一样，工作既不是为上帝服务，也无法使他们产生神圣感。”
现在，这种意义感已经成为一种全民需求，人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日本学者堺屋太一1985年就曾在《知识价值革命》准确预见到，到了知识价值主导的后工业社会，将普遍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体面”的企业工资虽低也仍人才济济，“不体面”的企业即使工资高出许多也没人愿意来工作——这种所谓“体面”，其实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也就是“让自己感觉良好”的那种东西。换句话说，人们所想要从工作中得到的，金钱报酬至少已不是唯一的因素，还希望经由这份工作，获得某种“有意思”的新鲜体验，成长为不一样的人。
鉴于工作对各方面的潜在影响和社会贡献，单纯用GDP其实是难以全面评估其真正价值的。也因此，对现代社会来说，工作所遇到的重新界定和挑战，其实远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对社会心理造成深远的冲击，并召唤相应的深刻改变。确保所有人都有好工作，也不仅仅取决于某项经济举措，而是首先需要认识到：工作失调本身就是社会危机的征兆。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应对挑战的政治意愿，更需要一种集体想象力。爱因斯坦说得对：“想要解决问题，就不能在制造问题的水平上思考。”尽管看起来很难，但机会永远来自对社会变化和人们真实需求的洞察，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本身，我们才能创造性回应变革，并把挑战转变为向前迈进的机遇，更好地在新的社会生态中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