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怀旧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情感叙事

中国妇女报  |  2022-06-21作者:蔡洁

《芳华》

《山楂树之恋》

《青红》

阅读提示·

前段时间引起国民大讨论的电视剧《人世间》勾起从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峥嵘的青春记忆。从《青红》到《山楂树之恋》再到《芳华》,这段岁月经由影视作品的演绎,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身份成为构建人际网络的重要因素;身体、恋爱等附带想象和浪漫的元素承载着生命朝气,主体意识推动着女性突破固有藩篱的历史走向。她们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观看者,同时又是历史的体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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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引起国民大讨论的电视剧《人世间》讲述了北方某省会城市周姓一家三代50年来随着时代巨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勾起从20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峥嵘的青春记忆。从2005年张小帅导演的《青红》到2010年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再到2017年冯小刚的《芳华》,这段岁月经由影视作品的演绎,愈发显示独特的魅力。

身份认同与女性人际网络的建构

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身份成为构建人际网络的重要因素。受身份制约的女性通过寻求身份的重新确认,追求进阶之梯,但又不免陷入新的尴尬和困顿。

在《芳华》中,何小萍挥之不去的身份阴影来自亲生父亲以及被迫跟随母亲改嫁后新家庭的排挤。她试图以“文工团女战士”这一全新的身份重塑自我体认,却不料遭遇来自集体的生理歧视和身份歧视。舞蹈搭档朱克拒绝与她身体接触,除刘峰以外的男性战友皆是冷漠的“看客”。在文工团女性群体内部,矛盾突出表现为“汗臭”和“假胸”事件。女性同伴耻笑她缝着搓澡棉的内衣,当众撕扯她的衣服以获得围观的快感。“隐忍”成了她身处微妙人际网络中的唯一选择。在战友们熙攘的喧闹中,“独自练功”的镜头特写揭示了她个人在集体中“缺席”的位置。

如果何小萍的困境源自集体关系的紧张,那么《山楂树之恋》中静秋的成长则得益于相对宽松的人际环境。父亲的身份同样带给静秋沉重的压力与生活的艰辛:瘦弱的静秋课余做手工,在烈日下拉车,徒脚搅水泥导致皮肤溃烂。与何小萍相似,静秋积极参加劳动、获得留校资格。不同的是,静秋的人际关系网络呈现出包容性的温情:下乡采风时村长一家照顾有加;学校领导安排工作助其留校任教;出身高干家庭的男友对她体贴入微等。静秋一些“越轨”行为,如偷偷与男友在河边嬉戏、在僻静的林子里约会、坐着男友自行车驰骋在大街上等,竟从未被他人发现,这使得影片弥漫着一种近乎“虚幻性”的浪漫,但最终以男友绝症病亡的悲情规避了他们家庭之间在身份方面的鸿沟。

青春躁动与女性主体欲望的屏障

身体、恋爱等附带想象和浪漫的元素承载着生命朝气和生理欲望,而现实环境却无法压抑女性的青春躁动,经由启蒙而唤醒的主体意识终将推动着女性突破固有藩篱的历史走向。

《山楂树之恋》通过颂扬静秋与孙建新的浪漫爱情肯定了女性作为“人”的本能。孙建新扮演着少女静秋的性启蒙者:以交换钢笔撬动了她的情窦初开,在借助树枝牵手过河、赠送泳衣和接吻中感情升温,在医院宿舍的同床拥抱更促使她的生理和情感欲望达到高潮,静秋也逐渐由羞涩、忐忑变得主动、大胆。尽管孙建新的病亡为他们的爱情故事画上了终止符,但他对于静秋主体性生命的激发并不止于生理层面,还在于精神解放。改革开放后,静秋走出留校工作的岗位,出国留学的教育契机推动着她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青红》中,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为偏远的贵州乡村带来一抹朝阳和晨露,女性对于青春、激情的向往和追求显得更为大胆、奔放。邓丽君温婉的情歌弥漫在充满荷尔蒙的昏黄灯光下,参加舞会的女性共用一支口红,化着蹩脚的妆容,在男性舞友的拉拢下表现出欲迎又拒的羞涩。其中最为无所顾忌的是小珍,她与吕军在舞会上短暂邂逅,先是在混乱的打架场疯狂热吻,后因外出实习而发生性关系,甚至在吕军新婚之后偷偷私奔。诚然,长期困守在精神贫瘠的农村地区,导致女性对于自由、爱情的理解存在单一向度的偏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来,历经生活和感情磨难后重新回到家乡的小珍,褪去了稚气和浪漫。

与小珍不同,青红的情感欲望充满压抑感。父亲通过监督和限制社交圈,偷看情书,扔掉男友赠送的红色皮鞋等多种形式,杜绝青红与农村男青年恋爱。表面上看,青红的抑郁来自父亲的压制,但背后隐藏着两代人深层次的价值分歧: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人在改革开放之初迫切“回城”的愿望,与早已将“他乡”视为“故乡”的子女之间存在着隐性的隔膜。

旁观者的历史讲述与逝去的时代芳华

人物画外音的讲述和经典意象的重现,掌舵着故事进展的方向和节奏。他们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观看者,同时又是历史的体悟者,记录着特定年代青春的激情与顿挫,书写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动向。

在《芳华》中,从文工团的女舞者成长为女作家的萧穗子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一代人的青春芳华。镜头跟随她的眼睛,透视着文工团各式人物的生存百态和命运跌宕。萧穗子与何小萍有着相似家庭背景,“规避纷争”和“隐忍自保”是她拓展生存空间的被迫选择。因此,尽管她对何小萍的境遇感同身受,未曾参与集体的霸凌,却从未对她提供实质性帮助。在故事结尾,萧穗子对郝淑雯和检举英雄的林丁丁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嘲讽。前者虽家庭富裕但忍受与丈夫长期分居的煎熬,后者沦为金钱至上主义者。

在《青红》和《山楂树之恋》中,红色的信物(红皮鞋和山楂树)是恋人传递情意的媒介,不仅承载着爱情的浪漫话语,而且隐喻着转折年代的时代症候。青红偷偷地在野外穿着小根赠送的红皮鞋,洋溢出少女的青春萌动;红皮鞋被父亲扔出家门,更燃起了青红内心强烈的叛逆;小根重新捡回红皮鞋的晚上,却冲动之下试图以强奸的方式留住青红,不料从此葬送了彼此的爱情和前途,反映出转折年代城乡身份的区隔在青年男女之间逐渐显现的鸿沟。与“红皮鞋”相似,“山楂树”也蒙上了悲情的浪漫色彩。下乡初见时,山楂树“开红花之问”调动了彼此的情愫,等待明年看花成为未竟的约定;回城后,山楂果传达着孙建新对静秋的怜爱和思念;孙建新离世前,静秋穿着山楂红的衣服前往送别。意外的是,影片结尾出现了满树白花的山楂树,破解了贯穿故事始终的“开红花”这一传说,这既意味着他们在青春年华中诗意般的爱情酿就而生的血色浪漫终将成为神话,也暗示了山楂树的英雄史诗慢慢淡却,时代车轮正悄然地发生转折的风潮。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共产党妇女福利事业史料整理及研究”(2021MS055)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