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漫长的寂静被一名护士的到来打破了。
护士是来借东西的，要止血带和吗啡。黄俊记得，随她一起到来的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废墟下，“8号幸存者”生命体征稳定，但双腿被卡住了，人要活着出来，可能得牺牲腿。
这是2022年5月2日凌晨1点，在长沙望城区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救援已经持续了超过60个小时。
黄俊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骨科医生，专攻“创伤”。事故发生后，他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员，进入现场待命。那里已经集结了来自湖南省人民医院、长沙市120急救中心等多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
“一条街上都是消防车和救护车，”黄俊回忆，“但是人（幸存者）出来得很慢。”
8层的建筑物垂直坍塌后，高度瞬间压缩至不到两层，同时挤压着紧邻的两侧房屋。救人，要一边小心地掏，一边加固通道。
抵达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黄俊都在等待。他周围人来人往，机械不停，灯光明亮，但为了准确捕捉生命迹象，也因为救援都在废墟之下，现场听上去总是“一片静默”。
在这个安静的夜晚，真正的难题即将出现。
保命还是保腿
到4月30日下午，已有5人获救，雷达探测仪在废墟中发现了新的生命迹象，“不止一个人”。根据消防救援指挥部发布的情况，新发现的6号和8号幸存者距离很近。指挥部决定，从相邻的西侧建筑破窗进入废墟，斜向下开辟一条通道。
大的器械不敢用，消防员只能用磨机、撬棍、斧头、电动剪。挖出一点空间，马上用木方和钢柱顶撑加固。预制板、水泥墙、砖瓦被一点点切开，救援通道上挡着的一台大冰箱，磨废了近200片砂轮。
这条路打了20多个小时，6号幸存者终于被带离废墟。
距6号两米远，大冰箱的另一侧便是8号。如果不切冰箱，就只剩一个小孔洞，周围是倒塌的坚硬梁柱，上方隔着一层楼板则是9号的位置。更麻烦的是，8号的双腿被压，完全不能动弹。
直到1日深夜，在经历了一次救援通道小幅度垮塌后，8号还是没能出来。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出现了：“保命还是保腿？”人要快点出来，腿留不住；人出来得晚，腿压得久可能还是留不住——都得做好现场手术的准备。
救援一线的医护人员知道，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车上，有更齐全的药物和设备，甚至还有CT室和手术室。
与匆匆赶来借麻药和止血带的护士交流后，黄俊赶紧和医院沟通，要了一支麻醉团队。
在这位外科医生看来，“截肢”是技术难度不高，但决策门槛极高的一项操作，更何况是“现场截肢”。
他坐不住了，加入医疗组的讨论，得知是一块巨大的预制板压住伤者的小腿下部。到底应该“慢慢刨”还是“先保命”，有人提出，这个人不快点救出来，可能会耽误救下一个人。也有人认为，被压了这么久，腿可能也挽救不了了。
黄俊不否认这些可能性，“先保命，再保肢体”也是一条医疗原则，但他还是反对截肢。
“基于我的专业判断，我觉得不一定。”他说，人类小腿的血供系统多，有胫前动脉、胫后动脉、侧支循环……预制板压下来，不可能完全阻断这些系统，腿还有希望。
他又考虑到，现场截肢，势必要用到止血带，使用时长和压力如果控制不好，会对患者造成“二次打击”，甚至引发“缺血再灌注损伤”等一系列并发症，严重的会出现肾衰竭，造成死亡。
“她能说话，生命体征平稳，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截肢。”
在表达了观点后，黄俊结束值班，离开救援现场。后来，他通过医疗组的微信群得知，截肢的方案并没有执行。他认为，指挥部最终的决策是“综合性”考量，自己的意见“并不关键”。可能被考虑在内的因素还包括救援通道狭窄、没有实施手术的空间等。
在这位医生离开后的十几个小时里，消防员用撬棍、千斤顶挪开了压住8号右腿的预制板，又用充气垫分离了勾住她左腿的杂物。5月2日晚上7点多，8号幸存者离开了废墟，被送往湘雅三医院。
“一条血管都没了”
考验还没有结束。“不能说腿保住了，只能说腿连着身体出来了。”黄俊在湘雅二医院骨科的同事魏建伟说，“连着，不一定活着。”
2日晚上，这位医生忽然接到电话，请他去湘雅三医院一趟。在这家接诊本次倒塌事故伤者的定点医院，骨科主任罗令已经见到了8号。这一晚，同为8号而来的还有湘雅医院院长雷光华、“湘雅名医”唐举玉等。他们都是骨科专家。
魏建伟骑上电动车，几分钟就赶到了。他直奔手术室，一进门，看见了那双脚。
“还能不能保住？”他暗自担心，戴上手套，摸皮温，冰的。摸血管的搏动、测试毛细血管的充盈程度，都不理想，“希望不大”。
右脚比左脚的情况好一点，但足背和足底鼓起了“梨子大小”的水泡。这是长时间挤压足部的力量忽然消失后，组织液充盈造成的。在专家到齐之前，魏建伟要了支注射器，先把这两个水泡抽掉了。
“所有专家看到她都要倒吸一口凉气。”罗令回忆，“没见过压这么久的，做好了现场截肢的准备，但社会各界都希望保住她的腿。”
“8号”20岁出头。见过太多可怖外伤的罗令忍不住想，这孩子遭遇事故，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如果肢体还保不住，会是多么大的打击。他想保住8号的腿，“不是因为社会的关注，而是为了她未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与此同时，从专业的角度看，罗令又必须理性。被压几十个小时后，8号左腿的胫前动脉、腓动脉“没了”，胫后动脉到踝关节平面也没有血供，可以说“一条血管都没了”。要命的风险还有很多，比如组织继发性坏死、横纹肌溶解和骨筋膜室综合征，“硬保，搞不好命都保丢了”。
“命保不住，还谈什么脚。”魏建伟也说，他记得此次事故中的一名幸存者，大腿被压太久，获救后曾发生心跳呼吸骤停。对8号来说，要是双腿坏死组织的细胞已经严重损害内脏功能，就要尽快截肢救命。
一份忽然递到手术室的报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群专家的焦虑。根据最新的化验结果，8号的肝肾功能指标“还不算太差”。大家决定，马上手术，在术中继续评估。
手术刀首先切除了8号左腿被压处坏死的皮肤，然后打开一系列包裹着肌肉的骨筋膜室。魏建伟记得，那里的肌肉呈现出缺血的暗红色，手术室里能闻到一股异味。医生们清理了所有坏死的组织，小心地保留肢体屈伸活动所需的“腱性部分”。接着，他们对血管和神经进行“松解”，将它们分清、捋顺，减轻压力。
在这些操作完成后，医生们松开了绑在8号左腿上的止血带，很快观察到，被切开的皮肤边缘，出现了轻微的渗血。
对其他外科医生而言，术中患者出血往往预示着危险和操作难度的增加。但在这群“接胳膊接腿”的医生的手术台上，出血更有可能是大好事，表示血管完好，血流通畅。有血运，肢体才有可能恢复功能。
“看到出血，这条腿一定要保了。”魏建伟说， 他们随后处理了8号的右脚。他记得，唐举玉教授格外细心，要来注射器，亲手把脚趾上的微小水泡一个一个抽掉。
术后的风暴
午夜时分，魏建伟回到家中。妻子和两个女儿早就睡着了，他脑子里复盘着刚才的事。
从手术的情况来看，8号的腿恢复了一定的血运，但还远没到能说“成功保肢”的时刻。肢体看起来还在，但伤口会不会感染，会不会出现并发症，能不能恢复功能，都是未知。他记得那是两条瘦弱的腿，担心它们走不出术后的所有“风暴”。
对罗令来说，手术仅仅是个开始。8号转入重症监护室后，他带着4名年轻医生值班，每半小时查看一次“血运”。
术后第二天中午，8号的左脚发生了“静脉危象”，皮肤表面有明显紫绀，针刺脚趾，不出血。触诊皮温，冰凉。罗令判断，这是缺血组织恢复血液灌注后引发的“二次损伤”，肢体严重水肿，再度导致组织缺血和淤血，这只脚又危险了。
罗令和他的团队为8号实施了第二次手术。术后，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他和3位年轻医生监测血循环指标20次。其间，“静脉危象”再次发生，他们就在病床旁紧急处理。
“缺血再灌注、动静脉危象及受损组织的反复水肿将在未来48小时内多次对血运造成冲击。”罗令在笔记中写道，这位医生习惯用绘画和文字来做临床记录。
针对8号的记录很长，“受损”“水肿”“危象”是每隔几行就会出现的词。
“3天内发生了4次严重的水肿冲击，患者还要过感染关、组织坏死关。”罗令认为，8号正处于“保肢”的关键时期，但危险期已经过去一大半，湘雅三医院为这位伤者配置了来自内科、外科、营养科和心理科的医疗团队，“总体情况正在向好”。
病情危重的8号只是医生需要面对的幸存者之一。
4月29日，倒塌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罗令已经接到指令：守在医院。现场救出的幸存者，会被送到急诊，接受一系列检查和治疗。
罗令记得，有个小姑娘，18岁，学护理专业，自救能力强，送来时“只有软组织挫伤”。有一位女性，骨盆骨折，要等经期结束才能手术，但她状态很好，每天都在病房里读喜欢的书。8号之前来的6号，小腿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腿骨戳穿了皮肉，但复位情况良好，等待骨折愈合。8号之后来的9号，被压了88个小时，现在每天“活蹦乱跳”。10号，被压133个小时，也要保肢，还在观察期。
截至5月6日凌晨3点03分，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救援工作已经结束，被困、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获救10人，遇难53人，其中不少是长沙医学院的大学生。
“我带的研究生，有些就来自长沙医学院。”魏建伟遗憾地叹道，那份名单在医务工作者看来格外痛心，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我们”。
4月30日，这位医生接到指令去现场，也是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员。
刚抵达的时候，他有点蒙。“我们临床经验丰富，但没去过这种现场，当年去汶川（参与震后救援）的都是我们师父一辈的人。”
魏建伟看着吊装机、起重机都在运行，消防员忙碌穿梭，却等不到幸存者出来，着急“怎么这么慢，有生命迹象就赶快拉出来呀”。待了一天以后，他不再这么想了，救援难度太大了，“长沙下了两天大雨，埋在下面的人一滴雨都没感觉到”。
5月1日夜里，他收到“快到现场”的呼叫，赶忙站到离废墟最近的地方。3辆救护车排在最前面，二三十位医护人员和他一起等候，“6、7、8可能要出来了”。
从午夜12点到第二天3点，每次传来一点响动，大家就激动起来。魏建伟知道，前序救出的幸存者中，有一位出现了挤压综合征，他思忖着，再出现的话，要不要截肢来阻断坏死物质吸收；一位幸存者骨盆损伤，出血量大，这位医生也作好了准备，待会儿若有相似情况，自己要一步上前，加压包扎；如果幸存者有脊柱伤，搬运要格外小心。在等待的时间里，医生们互相提醒、讨论着， “手套戴了又脱，脱了又戴，反复五六次”。
他们太想救人了，他们希望，有人可以让他们救。
“我们医的是人，不是伤”
魏建伟在现场没有等到8号，但在手术室里见到了，他多少有点安慰。
那个数字“8”，变成了他眼前真实存在的小姑娘，在医生触诊时会轻轻地说“好痛”。她姓刘，名字好听，父母守在手术室外。她那么年轻，还有好长的人生路要走。后来听罗令说，小姑娘经历了术后险情，还是一天比一天好，魏建伟陷入了反思中。
“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时，会觉得保不住。”他反复想，什么才是对患者最好的决策。在临床实践中，有患者为保住肢体，花费巨大，功能恢复却不理想，不如选择技术成熟的义肢。有患者对身体的完整性特别执着，却不知道，坏死的组织可能危及生命。在灾难事故这种极端的场景下，如何采取特殊的措施。
2019年下半年，他接诊过一位伤者，一条手臂被水泥搅拌机截断，是工友“抱着断臂送来的”。事故发生已经4小时了，先接骨头肯定来不及，魏建伟剪了两段输液器软管，把断臂和躯干的血管先连接起来。后来，那位伤者的手臂，“恢复到可以开车”。
罗令坦言，8号接受第一次手术前，曾做过一次严谨的“截肢评估”，在那份按照国际标准制定的“特殊器官切除审批表”上，她伤情的综合评分已经超过标准线，专家们还是决定，切开看看。
“评分是死的，人是活的。”罗令说，“我们医的是人，不是伤。”
这位创伤医学专家见过各种最惨烈的车祸伤、坠楼伤……“有人来医院时费用不够，救下去就是无底洞，救不救？”他认为，除了学识和经验，医生还得有担当。“我尽力了，这是我的尊严。”
他尽力守护的那个小姑娘，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她想喝橙汁，想吃苹果，对医护人员总是客客气气。但罗令最想看到的，还是她“走起来，跑起来”。目前，除了左大趾和右小趾血运稍差，她的腿基本安全。
罗令见过此次事故几乎所有幸存者，他说“奇迹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获救的几个女孩，都格外坚强，对生命有着执着的渴望，撑着她们熬过废墟下的数十个小时。在手术后、在换药时，络合碘、盐水冲刷伤口，没有一个人哭。但他也深知，很多遇难者根本没有机会“坚强”。魏建伟则表示，医生救了这几个人，但救不了的人，他们的家庭又该如何面对，“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
5月1日，长沙印发《关于迅速开展居民自建房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在全市全面启动自建房大排查大整治行动。5月7日，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开展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不久前的一天，罗令带人走进病房，看见小姑娘在笑。笑容很奇怪，似乎是看着这群穿白衣服的人，却又对不上眼神。他走到病床前，仔细问过，才发现这姑娘是个“近视眼”，700度，眼镜留在废墟里了。
医院赶紧给她配了副新眼镜。戴上之后，她对医生说：“我想看看我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