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已经到缺调味品的时候了。
4月14日，上海市长宁区，饿了么骑手黄明接到一位居民帮买盐的电话，对方说“没有盐，抢的菜也没法吃”。黄明骑着电动车跑了半个多小时，问了5家店才找到盐。
他买了最后10包，1包给那位居民，剩下的留着备送。骑手群里已经有人在问“哪里有盐”。
另一位同时跑蜂鸟和顺丰等4家平台的骑手岳冬川，也接到客户电话，请他帮邻居买盐。最终，他没买到盐——买了两罐豆瓣酱。对方没提加配送费，他也没说，“塞袋里顺手送了。”
“大上海可能不缺物资，但是感觉非常不均衡。”岳冬川说。
接受采访的骑手们否认最近传说的“日入过万”，称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非当天接的全是路线单一、奖励金额高的企业单，“要不那心得黑到啥程度？”
4月13日，上海街头的一名骑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他们决定去跑单
4月10日，黄明接到公司催他出来跑单的电话时，已经吃了一周的老干妈辣酱拌饭。
他所住的小区因有密切接触者，从3月26日开始封控管理。当时的消息说“封4天”。黄明和3个安徽老乡兼室友一起买了5公斤大米、少量青菜，早上睡醒吃一顿、下午饿了再吃一顿，想着“4天怎么熬都能熬过去”。
没想到，4月1日小区没解封。当时社会和企业不断呼吁“释放运力”，两个室友决定外出跑单，代价是出去就不能再返回。
黄明被同在上海打工的妻子劝住。妻子说，病毒对人肯定有害，不管大小，如果感染隔离，“活儿也白干，别冒险了”。
他和另一个舍友花280元买了25公斤大米，并收到社区发的1包泡菜、3颗洋葱和几个土豆。
4月1日这天，住在集体宿舍的美团骑手张年也决定和7个舍友外出跑单。除了响应“释放运力”的号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吃腻了方便面。集体宿舍没有厨房，只能用唯一的电热水壶烧水泡面，嗡嗡地几乎从早烧到晚。
张年说，离家打工都是为了挣钱，在宿舍待着肯定什么都挣不到，不如出去碰碰运气，而且他具备在疫情中工作的经验。
张年26岁，到上海打工前，在武汉送外卖。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时，他被迫退掉腊月二十九回河北老家的车票，在租住地——一座有100多栋居民楼的社区，当志愿者。
“那时想法跟现在差不多，都是为了吃饭、生存，出来当志愿者有饭吃。”张年表示，出租屋里什么也没准备，5个年轻舍友全都到小区当志愿者，大家有力气、熟悉路线，帮助社区卸菜、送菜、消毒。
当时，他们真正地在跑“最后一公里”。政府分发的物资拉到小区门口，他们卸车后往各个楼栋送。
武汉早期疫情猛烈，他们光着身子穿防护服，戴着大号尿不湿，小便、大便都在里面解决，直到晚上睡觉才能脱掉冲洗，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不能回楼里住，“武汉那时候真苦，但是大家目标很纯粹，就是那几项任务，效率高。”
20多天后，武汉疫情稍缓，越来越多的社区年轻人出来当志愿者。张年等6人抽出身干原来的活儿。他们所在的外卖站点，经当地指挥部协调，接受了为居民配送药品的任务。
“每天有一个人专门钉在那里，往我们身上调单。”张年回忆，药店开门后，他们只负责取药、送药、送酒精，前期求药信息、诊断、配药、找药已有人完成。封的时间长了，许多居民特别是老人缺药。
“送药是有偿的，跑一单能拿一单的配送费。”张年表示。
张年觉得，武汉一开始措手不及，比如他们所在的小区居民储备普遍不足，大概前十天特别难，但大批物资到后，能做到快速分发，“不愁吃、不愁喝”。
在武汉封了76天后，张年重回街头送外卖，由于平台配送费一降再降，到最后“一天也跑不出什么钱”，转到上海打工。上海一单大约能高2元，“一天跑50单就多挣100块钱。”
这样在上海一干就是两年。
一名骑手手机里的“保供企业工作证”。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4月3日起，张年的小区通行证不管用了。一些平台公司称协调定点酒店，实际上并没有向他们开放。酒店的理由是“价格没谈妥”“属地有规定不接待流动人员”或者“被征用”。他让没出来的朋友把被褥从窗户扔出来，住到一座高架桥下。
4月10日，黄明和室友的泡菜、洋葱、土豆早已吃完，老干妈玻璃瓶见底，他把瓶子塞进垃圾袋系紧——他们再也不想闻到辣酱的味道。
他们第二次收到社区发的“蔬菜包”：2根胡萝卜、2个土豆、2个西红柿、1块姜、几瓣蒜和1盒罐头。
黄明把这些菜分给邻居，决定出去跑单。
“全变了”
走出小区，黄明才发现外面的物价已十分离谱：10公斤东北大米，160元；5升装的菜籽油，以前130元能买2桶，现在只能买到1桶。一位客户想吃橘子，市场的摊贩不按斤卖，按个卖——每个5元。客户在微信视频那头也惊呆了，表示“吃不起，不吃了”。
仅封控14天，黄明感觉自己像一个初入江湖的新手，以前熟悉的卖家、市场换了一副模样。
他尝试着向商家讨价还价，对方态度强硬，“不买就可以走”，更多的时候压根儿不理他，因为仍然有很多人买。
岳冬川等早出来10天的骑手们已熟悉了这个新江湖。有货和有渠道拿到货的人是“大爷”，跑腿的骑手和下单的居民都处于弱势地位。
接单形式、取货方式和送货路线都在重构。
骑手一般分为专送骑手和众包两类。张年解释，虽然各家平台的叫法可能不一样，但是简单理解就是专职和兼职的区别。
专职骑手供职于一家平台，工资以月结为主，由系统派单，负责一定范围的商圈，优势在于每一单配送价格较高、稳定。兼职骑手更自由，收入日结，可以接全市、跑全市，配送费不固定，可以同时在多家平台兼职，但是需要抢单。
一名专送骑手打开手机上的骑手系统向记者介绍，地图上的红色圆圈代表他们站点负责的商店，颜色越红、外卖单越多。封控管理以来，许多商店停止营业，或在偷偷营业、不再线上展示，骑手很难在系统上准确看到货源和店铺营业信息。派单量急剧减少，许多专送骑手也转向跑众包，帮买、帮送。
在众包骑手登录系统后的页面，记者看到，“大厅”里展示着一列看不到尾的待派单。张年说，放在疫情前，大家扫一眼就能判断是否抢单，现在，不但要看距离、路线、价钱，最关键的，要看具体买什么。
以往的路不一定通。上海的骑手多集中在静安、黄浦、徐汇、长宁等市中心及附近区域，这些区域遍布知名店铺、商超和商业步行街，正常状态下每天发出大量派往全市的单。现在，商店普遍关门，骑手无法前往浦东，其他地区的路线也需要重新考虑——因为不清楚哪条路已经“断了”。
岳冬川在闵行区遇到许多次临时封路，地图显示可以通行，到了路口才看到有围挡，“手上的单不能放弃，第一次只能绕路，要绕很远，想尽办法都要给人家送过去，但是再看到那些区域的单就不接了。”
4月6日前，他们很少送蔬菜、水果，因为没有货源。有时，货源充足的菜场老板不卖菜给骑手：只接团购单，比如单价188元、288元等高价的蔬菜包，不接受他们在里面选购。
他们尽量避开小店、菜场，挑选货源时优先到连锁便利店、中大型的商店，为顾客购买尽量明码标价的货物。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拿到购物小票，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沟通上，直接无接触配送到小区门口，拍照走人。
“这是早期有货的时候。”岳冬川强调，到后来便利店基本被扫空，只剩水和便当。商超一般对接大客户，骑手取货比较难，并且，他们不确定哪些商超在营业，有的大商场只打开仓储后门。
商店开门具有相当大的随机性，并且开门只是打开一条门缝。他们的经验是，如果你看到门口站着骑手，这家大概率在卖货。
如果没有明码标价，他们会和客户打开视频通话，让客户看到货物、听着报价。对方如果决定买，就会把购物款转给骑手结账，等货送到了再给跑腿费。
骑手会在各自的群里分享一些卖货的商店，在路上看到手里有货的骑手，会询问在哪买到的。
“大家都会讲，没见过垄断的。”岳冬川表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家店明天可能就不再开门，只能再重新寻找，“1个骑手找不到，100个、200个总会找到。”
求购其实在求助
在封控管理前，骑手们不太喜欢接帮买单。
“太费事。”岳冬川解释，平时送单，从A点送到B点很快，疫情前这种帮买单，这里要一个、那里要一个，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一次买齐。
现在则以帮买单、帮送单为主。“实际上这是封在家里的人在求助，他们实在缺少物资或药品，请我们这些还能在外活动的骑手帮忙。”这也是为何现在一些骑手脱离平台交易的原因之一。
有言论指责骑手脱离平台交易挣“黑钱”，呼吁居民保留交易证据，等上海恢复常态后向有关部门投诉。
岳冬川说，脱离平台是有原因的，居民和骑手都有苦衷，“外面的人可能不清楚求助居民的现状。”
封控管理以来，能在街面上活动的群体不多，骑手是其中之一，但是当前出来跑单的骑手数量有限，居民下单多数时候迟迟无人接单，一旦联系上一名骑手，会立即要手机号、加微信，与邻居和朋友拉群，如果再有帮买、帮送的需求，会直接联系骑手帮忙。
受访的几名骑手都已加过上百个微信号。有时忙不过来，骑手们会互相分担求购信息。
“私下单的跑腿费一般每单50元，根据距离、货物的数量和重量，再与客户商量，100元一单的属于高的，但是很少。”岳冬川说，这个价格其实并不高，“你想想，平时的同城急送一单需要多少钱？”
并且，疫情下，还有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时间，找货、排队、绕路的时间。一名骑手接了一个买可乐的单，跑了一下午没找到，他想把100元跑腿费退掉一半，但是对方没收。
私下求助的居民也并不是天天求购，如果能买到，他们基本是一次性让骑手买大量的货物。岳冬川说，接单还是以平台单为主，平台整合了全市的需求，也节省沟通成本。
有些私下求助信息令人揪心，如果能做到，他们不会劝其找别的渠道。比如，婴幼儿的奶粉和尿不湿，骑手们近乎达成默契，看到后一般都会迅速接单。
在徐汇区，岳冬川接到一个女生求帮买药的单。他们轻易不接买药单，因为买药需要排长队，也容易碰壁：药房对处方药有严格要求，有时要报身份证，查购药记录。
这次，岳冬川身后就是一家药店。但对方说，她的药是治抑郁症的，必须到精神卫生中心去买。
到了医院，看到望不到头的购药队伍，他想放弃。那名女士称“情况很急，手里没药了，想跳下去”。最终，他顶着大太阳排了3个多小时的队买到药。那名女士额外给了100元小费。
一名骑手接到“送人”的信息。客户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年轻人，疼得满地打滚，“肠子里像刀刮”。打120、110都要排队或需要自己核实医院接诊才可以送。他出100元让骑手带到医院门口。
那个年轻人几乎是爬着从小区出来的。这名骑手用电动车驮着他，骑行十多公里从虹桥带到徐汇，寻找可能接诊的医院。
张年在一个封控小区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可能不会网购，也好像不清楚外界发生了什么，站在小区门口旁的栅栏里，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问前来送单的骑手，“您这个怎么卖？”“多少钱一斤？”“有鸡蛋卖吗？”
张年看到时，想掉泪，因为那个老人像自己学不会用智能手机的爷爷。他告诉老人，这都是人家订好的，要从网上下单。他买了一箱鸡蛋送给了老人。
在疫情前，骑手们喜欢送单的地方是医院、学校、楼龄较新的小区和高档小区。
“因为这些地方通常不让骑手进，放在门口就行，省时省力。”张年坦陈，老旧小区、公房物业力量不足，经常会遇到可以让骑手进、但不让电动车进的情况，这些小区的楼层普遍低、没有电梯，楼栋牌号不清楚，骑手很容易迷路。
这些小区在封控后，问题更为突出。张年说，平常不用骑手送到家门口的，除非那个小区疫情非常严重、物业和保安遭受重创，一般仍可承担小区内的配送，何况还有志愿者。
而老旧小区和公房则令人担忧。张年租住的小区由10余栋6层的公房组成，100余户，负责小区的只有几名保洁员和保安。
因为有张年等骑手租户在外跑单，该小区不缺物资。张年拉了微信群，大家定期接龙下单。之前能进小区时，他们直接把物资送到楼门口。自从小区通行证失效，物资如何再送到楼门口成了难题。
有人向居委会求助，居委会距小区较远，人手也不足，让楼里派代表或推选志愿者，由于该小区本地老人、外地人较多，平时走动少，也没推选出结果。
最终，张年想出个主意：按每趟10元的费用动员小区保安多跑腿。“疫情以来，保安也挺辛苦的，很多来自外地。”张年说，多给他们一些物质激励，比协调楼里的人容易。
骑手的非战斗损失
顺丰骑手“日入过万”的消息一出来，就在骑手圈引起热议。张年说，当时大家认为是假的，即使是最牛的“单王”，这种状态下每天跑五六十单几乎已到极限，只有一种可能：那名骑手接到了企业单，还是相当高的打赏单。
“顺丰同城”的官方回复印证了他们的猜测：那名骑士共完成60笔同城配送订单，系企业用户下单，订单佣金计提总额达10067.75元。其中包括用户打赏约7856元。也就是说，该骑士平均每单不含打赏收入为约36.9元，平均每单获得打赏约131元。
岳冬川4月9日接到过类似的单，从徐汇一家医院拿中药挨家挨户送，一共37单，总收入1300余元，没有打赏。
“这种单很累，要尽量快速送到。”他那天没有吃午饭，从早上九点送到下午三点。
张年的最高收入纪录是一天3000多元，从早8点到晚上10点，跑了40多单，当晚腿伤复发。
张年说，这些天确实是挣到钱了，但高峰期已过，或者说是货源越来越难找。几位骑手向记者展示收入：从最高峰的3000多元，到千元左右，最少的一名骑手一天跑了9单挣到200元。
封控以来，骑手们最担心的是生病、红码和摔车等意外。
从4月2日至9日，张年没有吃过热饭、热菜，因为住在桥下，没有热水，车上放着一摞面包、瓶装水，但是经常吃不下，“面包太干。”张年说，他三天没有大便。很多公厕都封了，这十几天他们没洗过澡，也没洗过头，早上醒了用湿纸巾擦脸。
4月10日，一家连锁便利店开门，卖盒饭，热米饭、热菜。张年扒着门缝买了三份，坐在门口台阶上往嘴里塞，一口气全吃光了。
岳冬川表示，在外跑单，他们要保持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几乎每天要去医院花40元自费检测，出结果后上传至平台，并在卡口随时接受检查。
4月13日，上海迎来封控以来的第一场降雨。当天下午，上海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张年、黄明和岳冬川等骑手均未外出跑单，他们没有带够衣物，长期睡在水泥地上，担心再淋雨可能会发烧生病，影响跑单。
4月13日，上海降雨降温，一名骑手还在跑单送货。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他们只有一项商业保险——每天开工平台扣3元保费，没有其他保障。骑手的口罩普遍也是自费买的蓝色普通口罩，“买不到N95，也贵。”
下雨天路滑摔车更令他们担心。张年说，自己摔伤没事，长期跑单不可避免，主要是担心摔坏货物、车子和手机。尤其是摔坏货物，不仅白干，还要赔偿。
这些天，张年经常看到路边推车走的骑手，不是电量耗尽，就是车子出故障。
骑手的电动车分为换电和充电两种车型。换电需要到车行或自助换电柜。封控以来，许多车行关门。自助换电柜多位于楼宇内部或城中村里。可供换电点减少，骑手估摸着电量接单。
黄明的车是充电式的，他找到一个环卫站，每天塞给管理员一包烟，晚上在那里充一次电。
一些修车行与骑手达成默契，车出故障后，骑手把车放在车行门口，发送信息后离开。车行老板修好后，把车再放到门口，等骑手自行推走。
“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就早点儿恢复正常。”岳冬川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黄明、岳冬川、张年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