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骨的黛安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北京青年报  |  2021-12-10作者:徐亚萍

《傲骨之战》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出品的律政剧,2021年推出第五季,它的英文原名是The Good Fight,意思是为了信仰、原则、正义而战斗,并且是坚持不懈的战斗。在《新约圣经》中,基督教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导者之一使徒保罗,在一封给亲密共事者提摩太的信中提到:“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是为这永生而蒙召的,又在许多的证人面前承认过美好的信仰。”在《傲骨之战》中,为了信仰而不断战斗的人,首先是主角黛安,她与职场和更广泛的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斗争了35年,然而在本季中,她遭遇了一次深刻的道德危机:争取女性平等的斗争和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有孰轻孰重之分吗?

律政系列剧的特点是与制作活动所处的时事紧密相关,因为这更容易让观众与故事产生认同。在今年这一季的故事中,白人女性黛安所在的非裔美国人律所不仅经历了2020-2021年的波诡云谲(新冠疫情、“黑命贵”运动、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暴力闯入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事件),而且也经历了人员重组和公司架构的调整:冠名合伙人艾德里安离开了律所,在“黑命贵”事件的感召下,他决定弃律从政;律所最有上升为合伙人潜力的年轻律师卢卡被一个女明星高薪挖去做了CEO;受到新冠隔离政策和高层控制开销政策的影响,律所准备大规模裁员,调查员玛丽萨被辞退,她在拿到律师资格证后,以新的身份,跟新一代年轻律师踏入律所。

在这些新律师中,卡门代表了一种法律行业的集体意识:不是为了正义而为某人辩护,不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从事律师职业,不管是杀人犯、强奸犯、毒枭,律师都来者不拒,因为律师是为客户服务的一个职业而已,其个人的道德判断是被刨除在外的。换句话说,律师代表了一种去道德化、去政治化的技术官僚主义,专业主义、法律体制、系统和程序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如果说剧中的主角曾经相信法律的本义是带来正义和真相的话,那么过去几年让他们不断失望、绝望,他们看到,法律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实现正义、让真相和问责变得无人问津的机器,这架机器不仅并不受制于人,而且反过来控制着实现机器运转的人。

当一个争取平等和正义的想法变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集体立场时,更多的人介入到争取正义的战斗中,原本稳定的结构处于动荡之中,其代价是个体的多重差异被忽视,即便一个真实的人并不只是具有一种身份。“黑命贵”事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让美国社会的身份政治运动重新燃起了火焰,按照黛安丈夫、共和党保守者柯尔特的说法:“身份政治正在摧毁美国,言必称种族。”它的直接反应是引发了律所内部的政治斗争。作为一个白人,黛安受到了公司黑人合伙人的排挤,黑人合伙人认为,公司应该重新敲定发展方向,成为一个更纯粹的、代表非裔美国人身份的公司,黛安的存在浪费了黑人晋升的机会,她应该从现在的管理层位置上下来。

黛安于是腹背受敌:她既不同意丈夫的种族主义立场,也难以认同黑人合伙人以反种族主义而取代一切差异的立场。黛安被推向一种道德上的两难处境:如果继续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而战斗,自己的存在将是以牺牲黑人职员的晋升可能性为代价的,如果选择认同反种族主义政治立场,她就必须放弃自己为之奋斗了三十多年的性别平等权利。更何况,作为一个即将步入老年的女性,为了性别平等而斗争的信念一旦放弃,也意味着向隐藏在性别歧视中的年龄歧视缴械投降。

在剧中,黛安的两难处境集中体现了美国社会正在面对的一种深刻的转型:性别、种族、年龄、党派等种种社会矛盾正在通过可见、可讨论的方式被集中处理,这也许正是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场域中的斗争而迭代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症候是个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如果说“美国人”作为一种共有的身份理想,是以牺牲多种身份差异为代价而被相信、被信仰的话,在本季中,重建“美国人”这个身份的人物及其活动,恰好以反讽的方式指涉着那些被压抑的身份实际上在过去一直都是在场的,只不过在当下,它们越来越事关重要而变得可见。之所以事关重要,是因为对身份差异的不承认,阻碍了社会和生产的有效运转。因为体制构建的是共有身份、系统建立以同意和共识为前提,形式、程序、仪式系统化地忽略差异,违背了人的复杂性,这反而使得秩序变得混乱。

在本季“傲骨”中,体制的失效成为一种叙事动机,推动了一个名叫瓦克纳的打印店经营者做出一个戏剧性的举动:建立一个独立于真正法庭的山寨法庭。在这个山寨法庭,辩方和控方也会围绕着他们各自的利益进行论辩,但是不同于真正的法庭,山寨法庭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取证过程,审判完全取决于山寨法官的常识、共情,取决于“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反讽地指向了一些看上去证据确凿,但是被铁嘴铜牙的律师翻案的庭审事件。

比如2018-2019年纽约州人民诉埃克森美孚公司案,指控埃克森美孚误导投资者管理气候变化的风险,但最终败诉,这起案件在瓦克纳看来是违反常识的判决:“埃克森美孚打败了无名小卒”,并不是因为无名小卒没有证据,而是因为无名小卒没有资源实现正义,或者说,正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被分配的资源,法庭审理、律师辩护以及上诉流程等程序掌握着分配的权力,这将正义倒进了一个等级的沙漏,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在程序面前,经济不富裕的人是耗不起的,在并非人人都能获得正义的前提下,正义异化了,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力量。

这是瓦克纳想要建立一种不同于程序化的法庭体制的新法庭的初衷,避免对负担不起的人造成不公,它直接、快速、有效,减少对系统有意义、对裁量无意义的程序,让不同的意见短兵相接,让裁决立刻带来效果,让人和人直面最本质的利益诉求。然而这也带来了另一种暴力:因为依靠常识判断而让偏见误导裁决的暴力。这种暴力属于集权的暴力、人治的暴力。

在剧中,瓦克纳的山寨法庭吸引了利己主义富翁科德和流媒体制作人库珀的注意力,他们合作将山寨法庭变成了一个真人秀,这让不遵从程序的任意裁决所存在的暴力倾向变得一览无遗,也将瓦克纳这些怀恋和试图重建某种“美国人”理想信念的人的举动,变成了一个超真实的游戏。之所以超真实,是因为媒介化的山寨法庭比法庭还像法庭,比美国还像美国,甚至取代了真实本身,成为人们脑海中的正义本身。

在这一季的结尾,想要重建秩序的人回到了既定的秩序中、“回去工作了”。反而是陷入自我怀疑和道德危机的人,还在继续战斗着。黛安最终选择为自己的历史而斗争,在一个由黑人和男性主导的职场中,争取正义。她辞去了冠名合伙人的位置,即将重新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管理层。黛安要证明自己是重要的,这意味着她要获得的是社会性的承认。在社会的小场域中,劣势者所面对的主导文化在一个更大的场域中也处于劣势、要求公平,反之亦然。

因此,争取承认、为了信仰而战斗本身就是正义的要义所在,在实现承认的过程中,女性的、年长者的、族群的正义有可能被实现。这是克服系统和体制的非人性的方式。

责任编辑:李丹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