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洛阳》的豆瓣评分只有7.0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它和热剧《长安十二时辰》(豆瓣评分8.2分)都太像了:主角都拥有现代独立人格,他们的行为动机皆来自难以回首的经历,惊天阴谋随时可能爆裂,多线索推进中真假难辨……加上辉煌的古代城市建筑,多彩的日常生活,把《风起洛阳》插入《长安十二时辰》中任何一集,都不觉违和。在如今,这种“美剧+伪古”似已成标配。
然而,套路归套路,市场归市场。
《风起洛阳》继承了《长安十二时辰》的种种优点,可也延续了它的不足,检讨《风起洛阳》,须从《长安十二时辰》入手。
《长安十二时辰》火爆,源于三点:
其一,用现代技术包装出一个唐朝,尽显其建筑、园林、服饰、器物、生活之美。可到《风起洛阳》,则成僵化的程式——入夜必万盏灯笼、闲坐必饮茶下棋弹琴、闹事必歌舞妓馆……这是一个标准的困境,前面做得太精致,逼得后面不得不继续加码,否则大家会觉得你讲的不是唐朝。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风起洛阳》甚至开始群众演员集体跳水,以突出“神都”的“壮观”。
其二,悬疑架构。悬疑是标准的近代产物,放到古代也无不可。当下国外的悬疑剧多是短悬疑,一集了断一个悬念,因为不愁新故事与新背景。《风起洛阳》等则是长悬疑,一个悬念维持到底,这不仅拖累了节奏,还会伤害真实感。《长安十二时辰》后期已见编造痕迹,《风起洛阳》则将谎话又重复一次。
其三,现代人格。《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是边缘人,身负才华却屡遭挫折,遂玩世不恭,却保留着对弱者的同情之心。《风起洛阳》中的高秉烛出身不良井(虚构的贱民社区),卑微的成长经历使他过分自尊,因伙伴横死,又无处申告,高秉烛开始怀疑一切,用复仇支撑自己活下去。张小敬、高秉烛都是典型的现代人,身兼“无赖”与“侠义”二气,单有其一,均称丰富、有趣,放在一起,不免有“批量生产”之感。高秉烛一探头,便知是张小敬的翻版。
《长安十二时辰》的三大招貌似华丽,却是“一次性用品”,《风起洛阳》却跟得太紧。
为什么《长安十二时辰》的种种优点,会受限于“一次性”?因为它们都是迎合的,是讨巧的,是技术的。它不过是把美剧塞进唐朝背景,靠这种“聪明”,其行不远。
《长安十二时辰》写了唐朝,但对唐朝文化究竟是什么、唐朝与当代关系之类议题,似乎毫无兴趣,只停留在“原来唐朝就已经有这个了”的肤浅惊异层面。为了让观众也感到惊异,不惜将其剥离出来,大肆夸张、重组。表面看,这确有几分炫酷,可唐朝人会这么看自己吗?正如我们看当代,固然也有生活的满足感,但绝无“我们已有这个了”式的欢喜,我们会更关注问题、困境、焦虑,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这些,生活便不真实。
可无论在《长安十二时辰》还是《风起洛阳》中,张小敬、高秉烛可以说都是脱离背景的,除了代言美食、见证民俗、品茶听琴之外,只剩下回忆。为了让高秉烛的痛苦看上去更真实,《风起洛阳》加入无数上坟的镜头,通过这些小品式的桥段,创作者们便认为已完成抒情。
不否认演员的表演异常用力,但剧中没给高秉烛留下展露思想的空间,甚至不允许展露他的偏好和行为逻辑。他活得很不具体,则英雄气概也会随之塌陷。“用发呆表示思考”的百里弘毅(王一博饰)、低姿态装到肉麻的柳然(宋轶饰),以及屡遭挫折依然是女汉子的武思月(宋茜饰),这些主要人物的内部合理性都不足。
《风起洛阳》的镜头切换堪称飞速,一言不合便追逐。从运河到南市,到别业,到妓馆,到不良井……光好汉在不良井中发现坏分子炼铜,又被坏人反追的戏,便达两条之多。第一集开场才三五句台词,便立刻开启“追逐+斗殴”模式,再回剧情时,已是17分钟后,风起洛阳成了“跑在洛阳”。
《风起洛阳》在细节上下了功夫,为营造“陌生化”效果,片中人物口称“圣人”(指武则天),抱拳必跷大拇指(古代多叉手礼,周代竖大拇指,武则天自称周朝,可能用周礼),在幞头折法、制式佩刀、士兵服装、灯笼样式等方面,确下了一番功夫。可高秉烛藏身的民居桌上,赫然摆着一把日式铁茶壶;天堂(可能指薛怀义监造的万象神宫)工地上,民工持现代手斧、大锯;洛阳城共109坊,剧中却未见坊墙……
武则天的秘密机构“联昉”设置复杂到有些莫名其妙:传情报要从金属莲花中吐出圆铁筒,好好的办公室偏要弄个游泳池,“联昉”头领必戴面具,水晶吊坠制成的佛头像是现代吊灯。可剧情不在线,很快便无话可说,只好又回来拆“联昉”的包——没出两三集,“联昉”便成千疮百孔,“随立随扫”,相当窘迫。
人物软与故事不够拖累了《风起洛阳》的节奏,虽剪辑下足功夫,镜头切换奇快,可每次转折,当集便填平,人物关系总在同一平面上运动,观众即使说不出问题在哪里,但能明显觉知肯定有问题。搬来了美剧的结构,丢掉了美剧的节奏,说明矛盾设置有偏差,已推不动剧情,这样一个“找到关键人—关键人死亡—再找关键人—关键人再死”的往复游戏,能撑满39集吗?虽把美漫中常见的地下城(不良井)等元素拿来,设置了一群贱民(不良人),却既没揭示人性,也没反抗规则追寻公正,那么添加“不良井”又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
从《长安十二时辰》的8.2分,到《风起洛阳》目前的7.0分,清晰标出“形式创新”的困境,引人深思。
问题的关键在于创作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在手段上极尽铺张之能事,似乎饱含激情,可唐朝不过是假借的壳,呈现的是消费主义的灿烂。激情不实,终会趋冷。不独本剧,现在好多作品的“形式创新”更多的是“形式移植”,成功一次,立刻就是模仿者众,进而演化成“新套路”“新八股”……重叠仿造,人人薅羊毛,人为缩短了市场周期。
《风起洛阳》没有表现出创作上的雄心,这是它最让人失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