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巩俐大师班上，张颂文讲述了一件往事：2002年，他租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刘佩琦的一个二室一厅中，刘佩琦交待他不要扔掉他留在那里的旧物，但若天气太冷又没有暖气，则可以穿他留下的衣服。有一天，张颂文打算借用刘佩琦的军大衣，取出时一个红色笔记本掉了出来。他好奇打开，原来这是刘佩琦的《秋菊打官司》拍摄笔记。
张颂文玩笑说：“他又没说这是爱情日记”，于是他连站都没站起来，马上翻看起来。这一看，便是三个钟头。他记得第一篇就是叙述刘佩琦乘火车来到山东临沂，剧组派车去接他，一路上大家谈天说地，许久他才发现原来里面有巩俐。那时巩俐完全是当地农村妇女的打扮，以至于刘佩琦开始没认出来。后来，同事告诉他，在他抵达前，巩俐已经在当地一位农民家里居住了一个月，跟人家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基本不洗澡，袖子上全是鼻涕印记。
大师班上巩俐也回忆到，当时刘佩琦已经有不少作品，军艺毕业的他以塑造军人形象著称，但她没想到刘佩琦出现时完全是一副农民打扮，而且一口陕西话，可见他进组前就已经为角色下了很多功夫。
可以想象，刘佩琦的《秋菊打官司》拍摄日记对于一个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表演的年轻人，产生了多大的冲击。张颂文从2003年便开始出演影视剧，还经常担任表演指导，但直到2020年《隐秘的角落》才真正算得上出圈。无论是多不起眼的角色，他的专业精神都令人肃然起敬。
本届北影节开幕式上，93岁的老演员田华回忆起跟她同辈的、已经去世的孙道临先生。镜头扫到观众席中的巩俐，此时的她被田华的话感动到落泪。
巩俐是这届北影节的评委会主席。从以上这两个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的传承和精神。跟年轻网友相比，巩俐更能体会到田华、王晓棠、谢芳等前辈的奉献，而她和刘佩琦的敬业和素养又不知不觉中传给了张颂文这一代演员。
在“流量至上”观念横扫影视圈、留下一地鸡毛的时代，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电影人对电影艺术的理想和执着，为行业赢得了尊敬，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通才VS专才：电影人才的培养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批量生产流量明星的方式之一，刚刚被禁止的选秀节目是对正规艺术教育的颠覆，而近期教育部推出的艺术类招生改革，则旨在提升考生的文化素质，让从业者在求学阶段便对所从事的专业产生敬畏心。
在“新时代中国电影人才的需求与培养”论坛上，多位专家贡献了自己的心得。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杨乘虎说：人文性的综合是培养人才的首要考虑因素，这包括综合性大学不同学科和门类之间的“大综合”，以及艺术与传媒学院中艺术门类之间的“小综合”。电影是综合艺术，尤其在媒体融合的互联网时代，交叉融通的复合优势才是创意人才的起点。早年，我国的人才培养偏向于专和技，精和功，能较快跟行业需求精准对接；到了新时期，影视行业在创意端就开始比拼，创意的来源更加多元化，创意的生产者也不再限于院校人才。杨教授坦言：“创意无极限，机制有底线”，在为创意打开方便之门时，也需要为它“挂上价值的引擎和准绳”。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齐虹介绍，北电各系的设置是按照摄制组的配置，电影制作有什么部门，北电就有什么系或专业。但现在北电也在开发新的领域，建立更丰富的科系。2020级本科生因为疫情取消了原有的面试，但考生的成绩优异，都是学霸，但未必有视听方面的天赋。齐教授跟一位剧作老师给新生设计了一个命题作业，根据结果给这个班加了绘画课、表演课等，尤其是一门行业认知课程。齐教授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传统的招生相当于炒菜先放姜葱蒜等佐料，而文化课优先的招生方式实则是一上来就放主料，尝试“倒炝锅”。好处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再局限于自己的领域，比方说，学摄影的也会看剧本、懂台词，如果导演不灵，他能很快替上去。
保利影业制作与发行中心总经理汤博晖直截了当地表示，行业需要复合型人才，需要“挑得对本子，找得着票子，组得了班子，卖得了片子”。除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各种知识都有用处，如经济学、法律、历史，甚至心理学。
光线影业人力总监王鑫说，创意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光线都被称作“内容人”，新招进去的同学先要看上半年剧本，然后到发行、营销、广告部门，以此培养综合能力。传统的艺术院校培养的管理人才相对较少，因此必须用大量实践来提升新人的专业能力。
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高雄杰观察到，他有不少学生原来跟他学编剧、学导演，而且也做得不错，但后来转型成了管理者。他说，中戏近年来新增了经济学课程，让学生从行业内的交易上升到经济大环境的更高视野。
通才和专才，选人和育人，人才的培养或许没有神奇妙方，外人看到的影视业充满了一夜成名的神话，但神话的背后是各种教育方式取长补短的尝试，以及各种人才排列组合的结果。
宏大VS平民：电影叙事的方向
尽管疫情对电影业冲击很大，近期单日票房经常徘徊在两三千万元，但中国电影业的恢复在全球范围都是最好的，其中主旋律大片起到了带头作用。本届北影节多个论坛都涉及中国电影的趋势和优势，这包括市场和创作两个层面。
中国电影集团总经理傅若清比较了十多年前《建国大业》等主旋律大片跟当下《我和我的》系列的异同，他认为早年属于“企业行为”，靠的是中影的沉淀，而如今是“集行业所有的资源”的“举国之力”。大量参与了这些影片的黄建新导演表示：“中国主流电影必须符合中国主流价值，颂扬和表现民族的心态和向往”。他举了《1921》《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的例子，强调宏大题材需要找到能引发普通人共鸣的“感性基础”；而对于创作者，他们也会从一开始接到任务，产生压力，慢慢沉浸其中，喜欢上里面的人物，产生表达的欲望。他还透露，给《1921》打最高分的是20岁左右的观众群。
薛晓璐导演的意见是，宏大的家国叙事更适合高规格、高投资、大场面、大银幕，而平民叙事需要寻找独特性和突破口，必须具有共情和话题性，而且也更需要摸索表达的边界。同时，碎片化的短视频带来了观影习惯的大改变，由此也会推动创作者追求更高的叙事完成度以及电影的文学意义。
疫情以来，春节、国庆等少数几个黄金档表现出色，但平日的票房却不尽如人意，怎样让“365天都成为电影的美好日子”（华谊王中磊语）就成了中国电影人的新挑战。无论是举国之力拍摄的主旋律大片，还是《唐人街探案》那样的商业大片，数量上无法满足全年的市场需求，而家国叙事和平民叙事的互补与融合则成为多位专家眼中的亮点。《我和我的》系列有宏大的规模，但故事的切入点都是普通人，以小见大。此外，如保利影业董事长李卫强所说，《你好，李焕英》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爆款影片均属于家庭片、情感片，但又不乏强烈的时代特征。
如何在紧跟主流的同时保持个人特色？青年导演仇晟表示：主流是一个集合的概念，比如一条大河总体是从西向东的流向，但局部某一段、某一股小水流可能由西向东，或由西北向东南。他把自己的影片定义成“巍巍大流中的一支小流”。他的《郊区的鸟》关注杭州地铁的建设及其对原有生态的影响，“希望通过这个命题表达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想法”。
荣获天坛奖最佳影片的《云霄之上》是一部“主旋律的艺术电影”，该片导演刘智海认为宏大题材限制较多，很难表现，他比较欣赏《我和我的》系列的做法，他的《云霄之上》是红军的故事，但原型故事不太为人所知，影片提供了小人物折射大时代的视角，以诗意的表达获得艺术的突破。
青年编导易寒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关注当下的生活，深入生活形态，找到它的核心，并且建构能表达主题思想的素材和情节，但电影人要兼顾故事的吸引力，考虑影片的商业属性，因此，他时时告诫自己拍电影“不能过于自嗨”。
如何平衡工业意识和艺术追求，顺应主流又保持个人特色，是当下中国电影人需要不断琢磨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课题。行业有趋势，市场有规律，但观众的需求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正如刘智海导演所言，现实主义题材可以有多种表达，主旋律也可以有多种表达，即便都是主旋律，每一个题材、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拍摄，创作出全新的作品。
北影节进入第11个年头，到了一个奇特的拐点。新冠疫情是笼罩全人类的阴影，而流媒体和短视频则冲击着传统的电影制作及放映形式。中国电影在此刻既发出高光，又不时受到乌云的遮蔽。北影节克服重重困难，让中国电影人及电影观众深深感受到，电影这种表达形式虽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失去自己独特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