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知道自己的手不能停，只有不停，才有生意。
那是烧成近乎一团的左手，拇指和食指间小小的缝隙夹着毛线，右手烧伤的断指和手背成90度垂直，虎口夹住钩针，慢慢钩出一朵太阳花。
在武行市江汉路步行街一家购物广场出口处，她的摊位尤其热闹。时不时有环卫工人、卖雨伞的摊贩、餐饮店的工作人员和她聊天，她拿出塑料袋或白色塑料泡沫板，招呼他们坐下。
她叫芦桂芝，河南省商丘市人。1995年，家中的煤油灯爆炸，烧毁了她的手和脸。她3岁的小儿子郭小飞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嘴巴长到一起，只留出吸管般大的缝隙。
为了给他们治疗烧伤，家里花光了积蓄，欠了债。芦桂芝的丈夫郭彦礼推着板车，带着妻儿讨饭。后来，芦桂芝用分辨不出手指的手画画，郭彦礼卖水果、糖葫芦，在几个城市漂泊。
最后武汉接纳了这家人，城管不赶他们，大儿子、儿媳织花，郭彦礼给花盆缠麻线，芦桂芝和郭小飞售卖，一家人因为花被绑到一起。
这个家不仅没有垮掉，还增添了一员——一个患有血管瘤的弃婴。捡到女孩时是个雨天，也是这个家最困难的时候，难楠同音，他们给女孩起名“雨楠”。
1
来武汉8年，芦桂芝没去过黄鹤楼，没逛过商场，即使是她常年卖花的江汉路步行街，也只是匆匆走过一次，还是在给顾客送花时。
在武昌区洪珞社区老旧的出租房里，装满花的纸箱、化肥袋填满了整个家，郭彦礼每天缩在狭小的过道里制作花，长达十几个小时。
制花很枯燥，郭彦礼把花和叶缠在铁丝上，嵌入到塑料花盆里，再给花盆刷黄胶，一圈圈缠上麻线。为了打发时间，他一边干活，一边看各种直播，“有声就行”，他抽烟厉害，连骑车都抽烟，5元一盒的便宜烟，一天抽三四盒。
花是一家8口人的生计。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河南老家，钩好花后寄到武汉和长沙，郭小飞在长沙卖花，芦桂芝在武汉卖花。
江汉路是武汉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芦桂芝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她不吆喝，花上摆了一张写着“因火致残、收养弃婴”的纸板，编织花价格从5元到65元不等，最受欢迎的是40元的太阳花。
光顾花摊的多是年轻人，看她头发花白，不少人喊“奶奶”，但实际上，她只有54岁。有人看到媒体报道，专程来买花，有人付款时会多转10元，也有人嫌贵，跟芦桂芝讲价。
每卖出一朵花，收款信息就会传到丈夫和大儿子手机上。有顾客将太阳花的价格转成4元，家人会及时提醒芦桂芝，对方付错款。
芦桂芝从下午2点一直卖到晚上10点，饿了就买碗不加肉的汤面，7元一份，晚上回到家将近11点，一家人吃过饭，睡下已到深夜1点。
有花的日子，他们很知足，他们尝过没钱的苦。原本，他们是个幸福的四口之家，芦桂芝在家照顾孩子，郭彦礼经营一家窑厂，家里还有万元存款。
但突如其来的爆炸摧毁了这个家。1995年的一天，芦桂芝给煤油灯添油，小飞拿蜡烛点油芯，一声炮响，劣质煤油炸了。芦桂芝在医院里醒来时，听到丈夫在哭，她去照镜子，被自己吓到——没有头发，眼皮外翻，牙外呲，双手缠着厚厚的绷带，“跟鬼一样”。她去姐姐家住，外甥女吓得不敢睡觉，大儿子也怕她，躲她几米远。
小儿子烧得更重，脸和手烧得漆黑，入院几天不会说话，不哭，“就是忽闪忽闪有点气。”
一夜之间，家里一贫如洗。郭彦礼找过县民政局，领到200元救济款，眼看吃穿没了着落，他推着板车，车上坐着5岁的大儿子和3岁的小飞，芦桂芝跟在后面走，他们去讨饭，讨到钱就去医院治疗。
2008年，芦桂芝在河南一家医院治疗，发现医院侧门口躺着一个右半个身体布满血管瘤的婴儿，裹着红色棉被，在人群的围观下大哭。
她把孩子带回了家。“她有手有脚，我和小飞都没有手。她一把手就可以抵我们两个。”芦桂芝曾对别人说。
如今，13岁的雨楠帮芦桂芝扣扣子、提鞋。芦桂芝怕黑，晚上不敢一个人出门，有雨楠陪着就不怕了。
2
回忆那两年讨饭的经历，53岁的郭彦礼眼眶湿润，“那几年是真难。”
关于这对夫妻，什么声音都有，有人跟郭彦礼说，不能坏了良心，抛弃他们娘俩。有一次，郭彦礼拉着车，对面走来两个小男孩，一个男孩说，你看他媳妇多难看，男的还抱着她，要我我就不要。
隔着几米远，夫妻俩听到对话，什么也没说。
芦桂芝嫌自己丑，在村里从不坐丈夫的电瓶车出门，出去打工后，她故意将回家时间和丈夫错开，“就感觉正常人和残疾人在一起没法过了。”
她甚至给丈夫介绍过其他女人，“我说我把老公送给你，家和小孩归你，我出去挣钱，你看家。”但郭彦礼没走，“不舍得离开这个家。”提起这件事，郭彦礼有些不好意思，称“没有的事”。
郭彦礼留下来，全心照顾小飞。出院不到两周，小飞的嘴唇长到一起，留出的缝隙只够塞下饮料吸管，郭彦礼把馒头搓成细长条，往儿子嘴里喂。感冒时，小飞的嘴和鼻子不能呼吸，口吐白沫，胸胀出一个馒头大的包，郭彦礼只能用棉球棒给儿子导鼻涕。
后来，芦桂芝讨饭，郭彦礼打零工，一天挣几十元。其间，有个安徽人想把小飞带走，去浙江一个县城的寺庙卖香，一个月给郭彦礼3000元，郭彦礼拒绝了。
小飞不能吃饭，郭彦礼寸步不离。有一段时间，他快支撑不下去了，想“一了百了”。直到1997年，小飞接连做了几次手术，嘴巴张开，不用人照看吃饭，郭彦礼才看到希望。那也是芦桂芝最开心的时候，夫妇俩确认，小儿子的命保住了。
这么过了几年，孩子们渐渐长大，大儿子开始上学，小儿子到了记事的年龄，两个儿子以后还要娶媳妇，夫妻俩商量着不能再讨饭，得干点“正事”。
芦桂芝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间的几厘米虎口，夹住了画画的笔。她去过南京、徐州、北京，专挑人多的地方摆摊，画花、鸟、鱼，让顾客随意出价。郭彦礼去了昆山，搬过砖，卖过水果，给人装修玻璃。
两人很少回家，芦桂芝有时过年也不回家。儿子们想念妈妈，在电话里哭着让她回家。芦桂芝总想着，过年时学生放假，人多，“多挣一点。”
3
挣钱一直是这个家最重要的事。
芦桂芝每天卖花收入不等，多则上千元，少则一二百元。每天挣够300元，一家人的房租、日常花销才算保住。
在雨楠眼里，爸妈永远围着花转。学校开家长会，妈妈没去过，都是爸爸去，有一次爸爸睡过头了，没去开会。以前每到寒假、过年时她都回老家，今年过年也没回去，也不过节，只吃了顿饺子，这么多年，都是韭菜猪肉馅儿。
不上学时，她在家玩手机玩到凌晨，第二天下午才起床。由于血管瘤压迫眼部神经，雨楠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另一只眼睛轻度近视，芦桂芝不让她玩手机，雨楠不听，她觉得不玩手机无事可干。
有一次，雨楠问芦桂芝，你知道小孩要的是啥吗，是爸妈周末带着去广场玩。芦桂芝说，那是城市的孩子，越到周末，咱们生意越忙。“那你们挣钱去吧。”雨楠甩来一句。
因为忙着卖花，家人忘记给她过今年5月份的生日。本来，雨楠在手机备忘录、闹钟和日历上作了备注，想在生日那天，请朋友来家玩，但父母忘了，她也没提。4天后，芦桂芝猛然记起来，雨楠沮丧地说，“我还以为没人记得。”
今年夏天，有外人陪她去黄鹤楼玩，她最开心的是碰到一只狸花猫。她喜欢动物，以前，家里养过一只宠物兔，其他租客留下的。雨楠每天给兔子倒水、喂吃的，养到八九斤重，后来，芦桂芝把兔子卖了，因为过年带不回老家。雨楠哭了一晚上，芦桂芝又找到那人，想花5倍价格买回来，可惜兔子被带回乡下了。
他们在昆山打工时，家里也养过3只土狗，听话喜人，雨楠最喜欢那只叫“球球”的狗，总围着她跑，但3只狗后来都被郭彦礼宰了——城管让他们给狗打疫苗，一只狗要花几百元，郭彦礼觉得不值当，炖了两锅狗肉。雨楠那时三四岁，她记得爸爸还把狗牙做成项链给她，她扔了，狗肉一口没吃。
如果能再养一只狗，雨楠还想给它起名“球球”。她说，养动物是希望能陪她玩，因为“家里头都在忙”。
芦桂芝说，雨楠因为平时没人陪着玩，“玩起来什么都忘了”。有一次，她和朋友在江汉路步行街玩，说好9点回家，10点也没见到人。一家人满大街找，发现她在一家商场7楼的影院。
回到家，郭彦礼打雨楠，说再这样，就不要她了。有时雨楠早上上学，怎么叫也不起床，芦桂芝一着急，也说“你走吧，不要你了”。
也许是把父母的话当真了，她很害怕失去家人的疼爱。看到芦桂芝抱孙子，她生气地说，这是我的妈妈，不是你的妈妈。她跟哥哥争宠，说以后挣了钱，给芦桂芝买大房子住，比两个哥哥还疼她。她在意被人说弃婴，让芦桂芝说她是亲生的。
她在这个家小心翼翼。有一次她买汉堡吃，没吃完，扔进了垃圾桶，但她骗芦桂芝吃完了。芦桂芝又把汉堡捡出来吃，问雨楠为什么撒谎，雨楠说怕因为吃不完被批评。
她也记得家人的好。有一次发烧，她吐了一晚上，妈妈帮她清理呕吐物，一夜没合眼。二哥一年多没见她，这次来武汉，带给她一个皮卡丘玩偶，手机话费也是二哥充的。
察觉到雨楠的敏感，芦桂芝常留意她的情绪。家里只有次卧装了空调，郭彦礼挤过来睡时，雨楠没地方睡，躲在一旁生闷气，芦桂芝连忙安慰。一位学生要为芦桂芝免费设计衣服，芦桂芝怕衣服穿回家后，“雨楠心里不是滋味”，她又请学生帮雨楠设计一身。
4
芦桂芝尽力满足雨楠的要求。在昆山时，雨楠说想上幼儿园，芦桂芝用车推着她，满街找人，问教育局在哪儿。第一次去找，路人给她指错地方，她走出县城，车子坏了，她一手抱着雨楠，一手推车，累得直喘气。
第二次找对了地方，但管事的人不在，过了几天，芦桂芝又去找，教育局给她开证明，让她去住处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学。但学校以雨楠患有血管瘤为由拒收她入学。
芦桂芝又去找教育局，教育局让她去一所私立学校，学校还是不收。这一次，芦桂芝留在学校办公室不走，她跟人家说好话，说不图别的，只图小孩“识个字”，说着说着哭起来。学校接收了。
紧接着，问题又来了，雨楠没有户口，需要回老家补办。为此，芦桂芝不知道跑了多少次派出所和民政局，派出所要求她出示收养证，芦桂芝没有，给人家看以前报道过她的报纸，证明她不是非法收养。
不光替雨楠操心，在这个家里，芦桂芝一直是那个抛头露面的人。
2012年，郭彦礼去武汉卖糖葫芦，被城管多次没收三轮车。无奈之下，芦桂芝去武汉帮郭彦礼要车，城管可怜她，把车还给了他们。当时，大儿子和女朋友都在武汉，他们一边上学，一边卖手工制作的玫瑰花，花被城管没收后，也是芦桂芝替儿媳去要。
在儿子建议下，芦桂芝开始卖玫瑰花，看到别人卖太阳花，一家人买来照着钩，花的品种越来越多。2015年，武汉本地媒体报道芦桂芝后的一段时间里，她的摊位前天天围满人。
当地一家基金会也常年帮助他们，每年送油和米，还组织志愿者帮他们卖花，3天卖了万把块钱。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他们回了老家，这家基金会还为他们交了一年房租。
当地一家医院也提出为他们免费治疗，芦桂芝左手虎口被割开更大口子，刚烧伤那会，芦桂芝右手拇指和食指长到一起，虎口只能夹住筷子，右手什么都夹不住，拿东西要用两手捧着，洗衣服用脚踩。
小飞做了两次手术，手张开的幅度更大，下巴和脖子连接得也没那么紧了。雨楠的脸部做了激光手术，但没治好。
虽然媒体报道能增加卖花销量，还带来医疗救助资源，但家人大多不愿意面对镜头。采访时，几乎都是芦桂芝在说。一次电视采访，主持人问小飞，想不想找女朋友，小飞不愿意回答，芦桂芝立马接过话茬，不让节目冷场。
采访前一晚，她认真准备台词，紧张得整夜睡不着。在台上，说到心酸的往事，她尽量让自己哭，她觉得，只有哭了，观众才会掉泪，相信他们的故事是真实的。
但实际上，和记者说起她把别人吓跑、讨饭的经历时，她总笑，像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她朋友很多，一条街上的摊贩都爱和她聊天，并帮衬她，大家都熟悉了这张脸：残缺的鼻子露出鼻毛，耳朵只剩一只，经过多次植皮，脸上布满了怎样也熨不平的褶皱。
有老人把卖不完的玉兰花送给她，也有河南老乡在她旁边卖雨伞、帮她拿塑料袋给顾客，还有一位陌生人总给她送口罩，她家里因此一年没买过口罩。
一位在餐饮店打工、经常给她送面的大姐说，芦桂芝很乐观，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施舍，她最初送了一包糖给芦桂芝，芦桂芝坚决回赠给她一枝花。
芦桂芝在街上捡到过钱包、手机、黄金镯子，有的交给了城管，有的暂时替人保管。人家来取时，她请求对方买她一枝花，当作答谢，或者发个朋友圈，替她宣传。有人买她的花，她会说“谢谢”，并交代小飞也这么做，对人微笑，不能“耷拉着脸”。
她一直为这个家活着，没给自己放过假，也没买过护肤品。一年添置的两三件衣服，都是在批发服装市场上淘的，几十元一件。她爱美，衣服大多是红色、绿色，带着碎花。
6月末，哈尔滨一家电视台邀请他们录制节目，一家人第一次坐飞机，住星级酒店，芦桂芝觉得酒店的牙膏好，刷过的牙齿很白，想带回家，郭彦礼不让，她赌气说，回家买好牙膏。
这一次，她跟店员说要“最好的牙膏”，花了17元。她是家里最节俭的，地铁上常有人扔雨伞，她捡回家，伞多得挂满了门钩。
5
在芦桂芝看来，婚姻就是“两个人搭伙做生意”，经营好家庭，供养孩子长大。芦桂芝总夸赞郭彦礼“能干”，说他在家干活辛苦，不比她在大街上，还有人聊天。
郭彦礼每天做花，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有时生意好，熬一夜才能把花赶出来。
如今，大儿子成家，小儿子独立，能混到这一步，他说自己“心满意足”。
以前，小飞嘴不能吃饭，他动过自杀的念头。后来在昆山装修玻璃，他迷上了打牌。开始是老板打，让他陪着，工钱照发，后来，他自己打，赢了一次还想赢，接着是不停地输。
大儿子郭连杰劝父亲别打了，他让儿子滚。“那会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跟疯了一样。”郭彦礼形容当时的自己。
后来，他听从大儿子建议，来到武汉，算“重新开始”。卖糖葫芦不顺利，他帮着家里制作花，没时间出门，和外界隔绝，靠看直播打发时间。雨楠有一次听到父母吵架，缘由是爸爸在直播间给人刷了300元的礼物，那相当于一家人一天的吃住开销，很多时候，芦桂芝在外蹲一天，也挣不了这些。
一天傍晚，芦桂芝对记者说，手机也有“不好的地方”，尤其是直播，有的女主播让男人刷一次礼物，就喊声哥哥，“毁了多少家庭”，但她没提和丈夫因刷礼物吵架的事。
她觉得这些年，郭彦礼还是顾家的，他自己出去吃饭，总是再买一份带回家给她。芦桂芝说，她是慢性子，郭彦礼是急脾气。两人吵架时，芦桂芝一声不吭，拎着花就出门。到晚上，郭彦礼气也消了，做完晚饭等她回家。
再怎么吵，每天下午，郭彦礼还是骑着电瓶车，送芦桂芝到地铁站，尽管这段路走5分钟就能到。晚上10点半，再准时接她回来，风雨无阻。有时晚上等不到芦桂芝，郭彦礼会打电话询问，接到电话时，芦桂芝是笑着的。
30岁的郭连杰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慢慢理解父亲养家的不易，“他心理压力挺大的”，他认为，对父亲来说，打牌、看手机都是一种宣泄。
有时候生意忙起来，父子俩通过微信视频，一起熬夜，聊的都是孩子的事。2014年，郭连杰从武汉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在一家科技公司实习，月薪2000多元，“活不下去”，他回河南老家县城安了家。
作为家里的另一根顶梁柱，郭连杰包揽了家里很多琐事。父母不会手机支付，他帮着把卖花的钱存起来，定时给他们交水电费和房租，转生活费。老家的婚丧喜事、人情往来，也是他操心。
上学那几年，他注意到武汉街上很多摊贩，而且城管不驱赶残疾人，鼓动一家人来了武汉，有了后来卖花的事。他以妈妈的名义开了淘宝店，有人下单，就通知爸爸发货。闲暇时，他跟老婆一起制作花，加上网上卖水果的收入，勉强养得起一家四口。
郭彦礼夫妻俩都觉得亏欠了大儿子。小时候，兄弟俩吵架，考虑到小飞残疾，郭彦礼会教训大儿子。芦桂芝说，有一次，大儿子委屈地问她，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为什么父母总向着弟弟。
对于这些，郭连杰已经不记得了，打记事起，他就跟爷爷奶奶住，父母常年带着弟弟在外治疗，很少回家。他只记得父亲很严厉，不完成作业会被打，理解父亲是希望他“出人头地”。
照顾一大家子有时也令郭连杰感到疲惫，但他觉得男人不能谈辛苦，“今天喝两杯，明天继续干。”
6
现在，一家人最放心不下小飞，盼着他成家。
芦桂芝给儿子介绍过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离异女人，女人说看到小飞害怕。她还带过一个腿瘸、胳膊不能动的年轻女孩回家，女孩妈妈要求小飞在武汉买房，这段关系也没了下文。
有时候，家人和小飞试着商量成家的事，小飞总说“没合适的”“你们别操心”。芦桂芝理解儿子，找正常人怕被看不起，找残疾人也不好找，“心里有压力”。
在郭连杰印象里，弟弟话很少，从不向家人吐露心事，问什么都是“啥都行”。虽然小飞嘴上不说，但家人都知道他在意容貌，他的脸伤得比芦桂芝的重，五官没有一处完整。
多次进行脸部和手部植皮后，小飞大腿、腰部的皮肤被割掉多次，留下一道道疤痕。手术次数最多的部位是下巴，因为面部烧伤严重，小飞的下巴和脖子长到一起，每一次重新割开，几个月才能恢复。
谈起那场意外，郭小飞不愿意多说，表示“从小到大都这样”，习惯了。
芦桂芝记得小飞没烧伤前好看的样子，她后悔没给小飞拍照留念，她自己有一张年轻时的黑白结婚照，照片里的她短发、圆脸，眉清目秀。但小飞从记事起，看到的就是残缺的自己。
郭连杰觉得，弟弟仿佛把自己包裹起来，抵触外界的目光。一家人相聚武汉，他发现弟弟总窝在家，烦了就去附近散步，都是晚上出门，回来时，家人都睡着了。每次小飞从长沙回老家，郭连杰都觉得弟弟穿得“破破烂烂”，“感觉他从来不出去买衣服”。
郭连杰猜测，弟弟或许是不好意思去逛商场，他让媳妇问弟弟的衣服尺码，给他买好冬夏两季的衣服，寄到长沙。
郭彦礼和芦桂芝也尽力呵护小儿子。以前，村里小孩看到小飞就躲得远远的，小飞不敢出门，郭彦礼鼓励他去超市买东西，见卖东西的人不笑话他，小飞才渐渐愿意出门。
2012年，小飞辍学，去昆山帮父母照看雨楠。芦桂芝四处给他找工作。有超市招募手推车回收人员，她带小飞去应聘，对方说不招残疾人。去卖报纸，也没成。
接连找不到工作，小飞有些消沉，晚上玩手机，白天睡觉，芦桂芝感觉儿子“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了”，她害怕小飞出心理问题，又请求帮助过他们的一家基金会，给小飞安排垃圾回收的工作。
后来，小飞尝试卖水果，郭彦礼陪着。遇到城管追，小飞就跑，芦桂芝怕小飞一害怕，撞到人，又去跟城管说好话，让城管别撵他。
直到2015年开始卖花，小飞的生活才走上正轨。郭连杰说，起初，弟弟不愿意卖花，家人天天劝，把小飞说哭了，那是小飞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哭，以前做十几次手术，他都没掉泪。郭彦礼知道，儿子不想出去是“嫌丢人”，陪着他卖了3个多月。
卖花时，小飞和母亲一样坐着钩花，只是他的花更贵，母亲的太阳花卖40元，他卖80元，但也有人买他的花。随着花越卖越多，小飞对卖花不再那么抗拒。
郭连杰明显感到，弟弟卖花后朋友变多了，常出去吃饭，他很高兴，“毕竟不窝在家里了”。谈到长沙的生活，小飞变得健谈，他说周围朋友都是摆摊的，有个朋友没钱交房租，他让这位朋友免费到家里住。
小飞不抽烟、不喝酒，很少买东西，除了每月500元的房租，大部分支出都用来请客。
有段时间，他想赚更多钱，和人合伙开包子店，还买过理财产品，炒过股，都不顺利。那之后，郭连杰督促弟弟攒钱，帮助他在老家买了房。
郭彦礼说，哪怕小儿子不能成家，将来把房子留给大儿子的孩子，也能仰仗着后辈照顾。
芦桂芝打算努力卖花，攒几年钱，帮着小飞成家，再给雨楠治病。
这么多年熬过来，芦桂芝觉得自己很幸运。她喜欢武汉这座城市，年轻人买她花，养活了她一家人，城管照顾她，给了她一片容身之所，在这里，她可以做自己，因为没人认识她，“他们想看我就看，不看就不看。”
遭遇爆炸后，她似乎什么都不怕了，“前面有事，一样一样的解决。”去哈尔滨时，她坐在飞机上，望着窗外，看不到人，只有一朵朵白云飘过。她突然“迷茫得不得了”，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但飞机一落地，看到人，她感慨人真厉害，创造这么丰富的世界，“还是人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