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8日举办的今年世界无烟日倡导活动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肖琳介绍了这样一组数字：有19.8%的吸烟者过去12个月内尝试过戒烟。这部分人有90.1%未使用过任何戒烟服务，“这表明九成人都靠意志力戒烟。”肖琳说。
仅0.3%的吸烟者过去一年拨打过戒烟热线
“靠意志力戒烟，复吸率很高。”肖琳指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中，仅有4.6%的人使用过药物治疗，3.2%的人使用过咨询或建议服务。
肖琳介绍了我国的戒烟服务模式，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简短戒烟干预，即日常诊疗服务中，医务人员提供戒烟建议。二是戒烟热线，通过“4008885531”“4008085531”“12320”和“12345”等热线，给予来电者咨询服务。三是戒烟门诊，即由接受过特别培训的医务人员提供专门的强化戒烟支持，包括心理行为干预和药物辅助治疗。四是在线戒烟平台。比如北京朝阳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提供的微信小程序等。
肖琳认为，在简短戒烟干预环节，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医务人员在患者前来就诊时，往往会询问其是否吸烟和所处吸烟阶段。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内，35.6%的吸烟者看过医生，其中有58.3%的人被医务人员询问过是否吸烟，46.4%的人得到过医务人员的戒烟建议。
根据2008年原卫生部等部门印发的《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标准（试行）》要求，医务人员掌握控烟知识、方法和技巧，对吸烟者至少提供简短的劝阻指导。
同时，不同年龄段获得戒烟建议的比例也有明显差距。15~24岁年龄段中，有24.3%的人获得过医务人员戒烟建议。25~44岁、45~64岁及65岁以上年龄段获得建议的比例递增，分别为37.6%、53.3%和59.8%。
“如果戒烟服务是一个三角的金字塔型的话，医生提供简短戒烟建议，是戒烟服务的基座。”肖琳希望，在这部分服务重点发力。
既往调查显示，简短戒烟干预效果同工作力度有较为明显的关联。2010年，33.9%的人获得了医务人员的戒烟建议，2015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4.9%，又在2018年回落到46.4%。
肖琳指出，事实上，年轻人同样需要戒烟建议。顶级学术周刊《英国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一个人能在35~44岁戒烟，其预期生存曲线同非吸烟者是差不多的。如果不进行戒烟，预期期望寿命要低于非吸烟者10年。
过去12个月尝试过戒烟热线的0.3%的被调查者年龄分布在25~44岁和45~64岁这两个年龄段。另外两个被调查的年龄段没有拨打过戒烟热线。
“做好戒烟工作，需要整合多种戒烟服务模式，加强戒烟服务体系建设，把戒烟整合到日常医疗卫生服务中去。”肖琳说。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崔小波特别建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烟草医疗疾病的确认，将烟草依赖疾病纳入门诊慢特病病种管理范围，并将戒烟药物纳入定点零售药店。
我国吸烟者戒烟意愿不强 专家呼吁提升外界压力
崔小波指出，吸烟是烟草医疗疾病。尼古丁在成瘾性物质中排列第三，仅次于毒品中的海洛因和可卡因。
崔小波指出，吸烟者在戒烟后每次看到烟都是痛苦的，这是由于心理成瘾性，这种痛苦将折磨其一生。“有可能一个人终生都在戒烟，但终生都在吸烟。平均一个人戒烟成功要经历戒烟13~14次，戒烟是非常难的事情。”
崔小波直言，我国平均每五个吸烟者中有一位想戒烟，比例并不高，在31个烟草高流行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
另一组数据更加值得人深思：在有6个月内戒烟的意愿和下一年实际做出戒烟行动的两组数字中，中国远远落后邻国日本和韩国。
2020年，日本有11%的吸烟者计划在6个月内戒烟，其中有54%的人都在下一年做出行动。韩国有31%的吸烟者计划在6个月内戒烟，同样有半数在下一年做出了行动。而中国2013~2015年的数据显示，尽管有28%的吸烟者有6个月内戒烟的打算，但仅有19%的人真正付诸行动。
崔小波认为，这是由于外界压力还不够。他建议通过提高烟草价格、降低社会对烟草容忍度、推动无烟法律覆盖城市等措施，给予吸烟者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