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翁 | 也谈“父子相隐”
2021-05-08 18:52:00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是：“叶公告诉孔子道：‘我那里有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告发。’孔子道：‘我们那里坦白直率的人和你们的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在这里面。’”（《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对于这一章，一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最近看到某报发表《也说“父子相隐”》一文，才知道还有许多讨论。该文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翻译为“父亲（攘羊的不直行为）被儿子隐瞒，儿子（隐瞒父亲攘羊的不直行为）被父亲隐瞒，直道便在其中了”，又写道：“正因为两种行为都不‘直’，所以在父子相互理解与包容的同时，伦理的价值才最大呈现。”
如此翻译，前两句似有“加字解经”之嫌，后一句将“直”字直接结转为“直道”，等于没有翻译。另外，将父子相隐说成双向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似乎两种‘不直’合在一起便等于‘直’了，固然新颖，却令人费解。其实，这一章的关键，正在于怎样理解这里的“直”。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直”一词在论语里共出现22次，主要有三意：一是坦白爽快，如“吾党有直躬者”、“孰谓微生高直”等；二是公平正直，如“以直报怨”等；三是正直的人，如“举直错诸枉”等。归结起来，“公平正直”与“正直的人”词性不同、其意则一，那么“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直来直去、实话实说，二是刚直处世、坚持原则，前者是“直”的外在表现，后者是“直”的内在实质。试举数例。
先看第一义。《公冶长》：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邻而与之。”有人向微生高要点醋，他本来也没有，但不直说，而是向邻居讨了来再给那人。程树德先生《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347页：“用意委屈，非为直人”，“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曰直”。说微生高“掠美市恩”，未免诛心太过，但毕竟因为他没有直来直去，所以孔子认为他不“直”；同样，正因为那个人实话实说、证父之攘羊，所以叶公以其为“直”。这正是“直”的第一义。
再看第二义。《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集释》118页引顾宪成《四书讲义》的话：“谓之直，必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独立自信，略无依违。此等人下之公论极向之，上之人最易恶之，所以举之为难。谓之枉，必是可为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为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容，略无执持。此等人下之公论极鄙薄之，上之人最易爱之，所以错之为难。”所谓“直”，就是坚持原则；所谓“枉”，就是曲意逢迎。《颜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卫灵公》“直哉史鱼”，《季氏》“友直友谅友多闻”，《微子》“直道以事人”等，都是从“直”的第二义来说的。
回到“父攘子证”上来，恐怕有三个问题值得申说：
首先，孔子对答的逻辑是什么？叶公以“父攘子证”为“直”，立意在一个“证”字，所取正是“直”的第一义。叶公楚人，他这样说恐不免有矜夸之意。孔子以传承周公之道自命，并不认同叶公的观点，但孔子毕竟是孔子，他没有直斥“父攘子证”为“不直”，而是以一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来立异，随后拈起一个“隐”字，说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这几句。这样的回答，表面上看客客气气，全无斗嘴抬杠的痕迹，实际却是针锋相对而又暗藏机锋。可以设想，如果叶公再问一句“父子相隐，焉得为直”，那他就入了夫子彀中，孔子就会以“直”的第二义来回答他。上述文章在孔子那两句话之前加的两个括号，以及将“为”翻译成“被”，其实是不必的。孔子的回答，与其说还在谈“攘羊”的问题，不如说他已经将这个前提去掉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个一般性原则，父或子的任何过恶对方都应为之隐晦，至少不应主动去“证”。从逻辑上说，这是将对方拉进我的轨道，而不是就范于对方轨道，正可见孔子宽大气象和智者本色。
其次，孔子的主张是什么？孔子既没有直接说“证”是“不直”，也没有说“隐”本身是“直”，而是说父子相隐之中包含着“直”。他说“直在其中”，而不是“是直也”，正是此意。所谓“直在其中”，是说“父子相隐”本身所包含的伦理道德价值，那就是刚直处世、坚持原则。这一点，周志文先生在《论语讲析》（北京出版集团，2019年10月第一版）一书中有极好的论述：“‘直’是一种道德，但这项道德是于父子这层关系建立后才有的，所以‘直’这道德是后设的。如果把‘直’与‘父子相亲’做一比较，父子之亲显然比‘直’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父子就没有家庭，社会就无法形成，没有一种道德是能以丧失了父子之亲而可存在的，所以孔子认为所有道德都应巩固而非伤害父子之亲，两者相权，宁失表面的‘直’而取实质的‘亲’，这是不得已的，但是必要的。……但不是说‘攘羊’不是罪，只是说父子不可因此相互揭发，以伤天伦……‘大义灭亲’在孔子言是无法成立的，因为当天伦破灭之后，任何‘大义’或者‘小义’都无法存在了。”这个意思前文也谈到了，认为与《孟子》“鱼”与“熊掌”、“生”与“义”的取舍类似。总之在孔子看来，父子相残触碰人伦底线，而父子相隐正是为了坚守父子相亲的原则。坚守这一原则，要不为世情俗论和外在强力所动，即便“隐”不如“证”在世人眼里那么“直”，即便“隐”可能会产生“包庇连坐”这样的不利后果，也要始终如一。事实上，只有当儒家伦理原则成为统一大帝国的“道统”以后，统治者为了标示“以孝治天下”，才通过法律为“父子相隐”行为开了绿灯（可参《集释》925页）。这或许也可说明，当春秋之世，“父攘子证”即使不是一条“法律义务”，至少“子为父隐”是可能带来不利后果的，是需要定力和勇气的，这也正是“直”的第二义。孔子肯定“父子相隐”的正当性而谓“直在其中”，道理也在于此。
再次，孔子主张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父子相隐内含直道，这固然是孔子伦理哲学的价值取向，也是一种价值阶序选择，但更有孔子救世理想的深层次考量。孔子生逢春秋乱世，“礼崩乐坏”，既有不顾道德、恣意妄为的，也有高标道德、以伪行世的。关于这一点，《论语》的批判性没有《老子》那么尖锐，老子讲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家对社会是绝望的，所以老庄才走上“绝圣弃智”的绝对消极之路。孔子要救世，是积极的，但他对高标道德、以伪行世的担忧和厌恶与道家并无二致。孔子的道德，是人在教化以后发自内心的体认，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外在强加的，更不是虚伪做作的。孔子的原则，是不走极端、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他对以道德之名向外标举、甚至不惜走极端的行为是保持高度警惕的。具体到这一章里，他并没有直接说“父攘子证”是“不直”，只是不赞成将其作为“直”的标准，因为世风浇薄之下，一旦将此树为标杆，“小人”们就会竞相标举、宁“过”毋“不及”，那就可能无所不可为了。他不赞成“父攘子证”，不认同微生高之“直”，与其说是反对他们的具体行为，不如说是看透他们自证其“直”的内心，担心更多的人效仿他们卖直买名。《集释》924页：“躬盖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347页：“微生姓，高名，鲁人，素有直名者。”
读《论语》，可知孔子是一位智者，是一位怀有救世理想者，同时也是一位对世态人情忧心忡忡者。《论语》不必句句都对。我们今天的法制与道德建设，自可根据社会时代需要和人类文明潮流来进行取舍，原不必一定要到孔子那里找依据。不过，前文最后一句，“在法治前提下的伦理建设理应受到重视和传扬”，“于我心有戚戚焉”，在下是极其赞成的。
作者：立翁
编辑：任思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