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爱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等西方话语甚嚣尘上。西方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道路、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导致冲突与战争。按照霸权逻辑，现代世界秩序一旦平衡被打破，冲突与战争便接踵而至。
为什么西方一些人总认为中国道路、中国崛起必然导致霸权、扩张、战争等后果？原因就在于，他们普遍是在现代资本文明或西方现代性框架中去解释中国道路、中国崛起，必然得出基于霸权逻辑的诸多结论。因为现代资本文明的本质是资本逻辑，是“进步强制”，它必然表现为霸权逻辑。我们可以从基本特征和主要类型稍作展开。现代资本文明霸权逻辑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贪欲的—进步主义。资本需要不断逐利，获取剩余价值。“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资本的贪欲带来的是无止境的进步，永不停息地前进，即进步强制。（2）征服性的—权力主义。资本是一种征服“他者”的权力，不断进行着对自然资源的榨取、对社会关系的支配、对活劳动的剥削与压迫等“权力运作”。（3）开发性的—扩张主义。资本扩张机制是“向内开发”与“向外扩张”的结合。“向内开发”指的是资本无穷尽地吸吮自然力、“社会力”和活劳动，并尽其所能开发它们有利于资本增殖的内在属性。“向外扩张”指的是资本打破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界限，向整个社会领域的渗透，例如从某一地区、某个民族国家向整个世界的扩张。（4）输出性的—普世主义。资本要将整个世界纳入其生产和消费体系，必然夷平各种差别性、特殊性，将（西方）资本文明及其制度模式输入到其他民族或国家。现代资本文明是“文明输出”的普世主义。正如亨廷顿所说，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现代资本文明的霸权逻辑有三种主要类型或表现形式：一是资本对劳动、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二是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与掠夺，三是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斗争。
由上可见，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国道路只有超越现代资本文明，它才可能是和平主义的。局限于现代资本文明的任何发展道路的结局必然是霸权主义的。因此，这里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道路、中国崛起为何能够超越霸权逻辑，进而使其自身具有和平主义性质？
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根源于中华传统文明，其基本性质是非扩张性的、主张和平主义的。当然，我们也反对西方一些学者“过度诠释”，把中国历史上有特定内涵的“朝贡体系”解读成21世纪中国处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的模式。还有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基本走向。此外，还有学者从陆地文明视角看待中国道路的和平主义特征，认为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其性质是进攻性、扩张性，而中国文明是陆地文明，是防御性、保守性的。
以上这些因素都是重要的，但还不是最主要的，中国道路的和平主义性质，从根本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说过：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现代资本文明的霸权根源在于以资本自我增殖为核心的进步强制。中国道路的和平主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扩张及其进步强制的影响与制约。具体而言，它表现为三个层面。
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积累模式。现代文明的资本积累模式是“向外占有”的“剥夺性积累”。资产阶级一方面攫取国内工人的剩余价值，一方面通过征服掠夺，获得海外资源。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既是对本国农民的剥夺，也是对外殖民掠夺的结果。马克思曾提出：“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社会主义中国的资本积累模式是“向内挖掘潜能”的“非剥夺性积累”，即和平主义模式。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几乎完全依靠国内积累，比如，从农业方面获得的资本积累、国营企业的盈利；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不断拓展资本积累来源，比如大力吸收国外资本、依靠居民储蓄和金融市场等等。不管何种积累形式，其共性都在于是“非剥夺性”的。
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理念。现代资本文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接踵而来的只能是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中国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以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为目标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和谐的、非对抗的。
三是社会主义的生产逻辑和生活逻辑。现代资本文明建立在进步强制基础上，无论是生产强制，还是消费强制都导致它对资源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和以消费为中心的特点决定了它对资源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冲出民族国家界限，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社会主义生产逻辑是不以利润为目的、而是以人为本；其生活逻辑是不以消费为中心、而是以遵循人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的美好生活逻辑为本。这些决定了它与现代资本文明对资源的无止境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国道路的未来拓展绝对不会以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方式在全球争夺资源，即便对资源的有限度需求，也是主要通过集约式、内延开发式等资源战略加以解决。人类要学会开辟一种有效的和平变革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霸权冲突”周期律。这种和平变革机制应当首先表现为对资源占有与利用方式的根本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