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春天，随万物迎来一轮新生的，还有中国的发展道路。
那一年的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与家人一道，乘列车南下，先去武昌，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这些地方的重要讲话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
“干部要走得更快一点，放开胆子进一步开放。” 邓小平之女邓楠曾表示，父亲一路上老是在重复这些话。
邓小平在途中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被称之为“南方谈话”。其中，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载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完整记录了这位老人到访深圳的故事，也正是这篇文章最早释放了“南方谈话”的诸多要点。
时至今日，回忆起当时场景，该文作者、80岁高龄的陈锡添依然情绪高昂，他说，邓小平来深圳肯定了“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他的讲话也给了深圳继续闯下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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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姓“社”不姓“资”
一段时间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大重要问题。1990年和1991年，党中央在积极应对国际复杂局面，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在思考和研究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深圳已有了一些超前的举措，比如工程公开招标，实力强者中标。这一下子影响了深圳市两万退伍转业的基建工程兵的饭碗。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不愁没饭吃，市场经济一来，逼着他们学习进步，后来，这些工程兵队伍都成长为著名的工程队。
曾经的小渔村为了发展，干了不少“破天荒”的大事。1987年，深圳在深圳会堂公开拍卖了一幅8588平方米地块50年的使用权。这是中国第一次土地拍卖，“这一槌”让土地变成商品可以交换，并直接促成了宪法中有关土地使用制度内容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88年）》在删除土地不得出租规定的同时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规定。
陈锡添回忆，1983年，自己孤身闯深圳，向《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毛遂自荐，调任令直接发到当时他所在的广州外语学院，两个月左右就完成了调任。“深圳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的特事特办也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也有人认为，深圳所走的“前人没走过的路”，有资本主义逐渐取代社会主义的危险。有人甚至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没变其他都变了”，他们发问：深圳到底姓“资”还是姓“社”？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讲话时回答了这一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
陈锡添记得，离开深圳时，邓小平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向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4年，一首《春天的故事》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歌曲。词作者蒋开儒曾回忆创作经历，他说，在深圳的公共汽车上，曾听到一段有趣的对话。老师要求学生用一句话形容深圳，一个学生奶声奶气地答，“深圳是邓小平爷爷画的一个圈。”
蒋开儒也觉得，自己一来到深圳就有“圈”的感觉，“进关的时候深圳是用铁丝网圈的。圈外还是计划经济，而圈内就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启发他在歌曲《春天的故事》中写出自己最喜欢的一句歌词，“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重新认识广东，重新认识自己
离开深圳，跨过宽阔的珠江三角洲，邓小平来到珠海，他再次提到，“落后就要挨打啊。我们已经穷了上千年不能再穷下去了，如果不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还要挨打。”
同年3月，珠海市给推动科技进步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颁发大奖，包括一部轿车、一套房子、几十万元的奖金。当时的珠海市市长梁广大表示，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科技人员，更应该先富起来。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重奖科技人员，是按劳付酬的一种方式。获奖者的奖金来源，都是从他们为企业创造的纯利中提取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珠海重奖科技人员的举措，搅动了人才市场的一池春水。
邓小平在上海提到，过去没有把上海建成特区是一个错误，上海现在起步可以利用它作为后来者的优势，从广东的经验中学习，能够把事情办得更好。
人才、市场，这些从特区传来的关键词已经让其他地区“心痒痒”。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的1992年全国两会上，中国青年报社记者在会场关注到，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谈论反思：“上海的‘凯歌’汽车音响为何痛失霸主地位？”“广东饼干为何称雄上海？”“在第六届华东包装装璜设计赛上，上海倒数第一原因何在？”
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把辽东半岛和珠江三角洲放在一起比较发现，同样是开放地带，“差距甚大，弄不好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
“为什么我们辽宁人吃的是广东饼干，喝的是广东水，穿的是广东衣呢？”“我们辽宁人与广东人的差别在哪儿？”时任辽宁大学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冯玉忠在会议讨论时说，几乎每个内地代表都有这种“情结”：每个人都试图重新认识广东，重新认识自己。
那时有位外国学者说：要看5年后的中国，就要先看今天的广东。这些感到危机的代表们决心去看、去比、去学、去赶、去超！
陈锡添记得，南方讲话后，全国各地都自动采用深圳的政策了。“‘特区不特’，深圳的特殊政策一下子变成普惠政策。大家都想要发展。改革开放的高潮如火如荼，‘哄’地起来了。”
端正中国前进的航向
一提到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旁人问陈锡添最多的问题就是，你觉得邓小平是什么样的人？陈锡添的回答是，“伟大与平凡于一身”。
陈锡添回忆，邓小平在深圳游览仙湖植物园时，有人向他介绍一种天鹅芋的植物，他问道：“这个长不长芋头，能不能吃？” 那人答，这是观赏植物，不长芋头的。邓楠说，“我爸很喜欢吃芋头。”
文章在《深圳特区报》发表后，反响超乎想象，全国多家媒体转载，世界五大通讯社也紧随其后。伦敦的朋友给陈锡添打来电话，说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英文翻译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越南胡志明市的朋友告诉陈锡添，那里的华文报纸也刊登了他的文章。
为什么这篇文章能够在世界范围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在陈锡添看来，这篇文章透露的邓小平讲话内容关乎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时的背景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垮了下来，“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要怎么办。”
邓小平南巡时格外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如果不是小平南巡，端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中国要走向今天这样的繁荣富强，你说要多少年呢？”陈锡添说。
回望那段历史，如今80岁的陈锡添感慨，今天的年轻人，创业也好、创新也好，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了，不要气馁，不要放弃。就像邓小平在那个春天说的，“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事实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