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指责中国税收负担过重的声音逐渐消失。一项过去并不常见的指标出现在今年政府的“成绩单”中：中国（窄口径）宏观税负从2015年的18.13%降至2020年的15.2%。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减税降费，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持续下降，目前保持在15.2%的水平。在世界经济体中，比值是最低的，体现了惠企利民。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即政府收入总额/国内生产总值(GDP)。其中政府收入包括税收和非税收入两大部分。窄口径宏观税负率即税收总额/GDP，是衡量纳税人自身纳税承受力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宏观税负越高，政府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拿到的收入越多；反之，则企业和居民得到的收入越多。
中国税负主要由企业承担。为了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企业负担，2016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十三五”期间，大规模减税降费拉开序幕，减税降费规模基本呈现逐年加大趋势，税收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而宏观税负稳步下降。
“十四五”大幕拉开后，关于“宏观税负是否合理、还会不会下降”的讨论多了起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宏观税负高低都要辩证看待，单纯纠结数字无意义，人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政府财力和提供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匹配。
目前，国际上对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并没有共识。不过，考察宏观税负是否合理，关键取决于社会希望政府提供什么水平的公共服务。张燕生指出，如果宏观税负很高，那么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应该是高质量、高水平的，“两者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界限”。
他以北欧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往往高达50%，但提供了高福利。如果政府不提供任何公共服务，那么1%的宏观税负都算高。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说，公众付出1元钱的税费成本应该得到1元钱的公共服务。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副院长白景明曾撰文指出，在评定宏观税负合理度时，政府和纳税人的共识是税收负担额要能够保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分歧则在于纳税人总希望税收最小化、公共福利最大化，政府总希望税收适度化、公共福利适度化。因此，公众总是会呼吁降低宏观税负。
这些年，随着大规模减税降费，我国的宏观税负不断走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16年到2019年间，大约65%的企业百元营业收入的税收负担低于5元，95%以上的企业百元营业收入税收负担低于15元，且百元营业收入纳税不足5元的企业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
另一方面，近些年，中国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将其称为“民生财政”——中央压缩一般性支出、非刚性支出来保障民生。
他用“国家账本”来解释，从数据上看，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占财政支出比重超七成。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指出，今年财政资金继续重点投向民生等领域，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比如，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强化公共卫生投入，其中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达到每人每年58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5元，达到每人每年79元……
问题随之而来，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
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说，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
罗志恒感慨，宏观税负降了，政府控制的资源就减少了，财政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能力同时也下降了，这是不可持续的。
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召开财税工作座谈会，部署下一步财税重点工作，稳定宏观税负被作为重点任务提及。
显然，宏观税负的持续降低难以为继。梁季说，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过程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坚持税费制度改革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罗志恒说，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但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要递增上来，“房产税要尽快开征”。他指出，保持宏观税负稳定，政府才有财力持续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这位学者长期关注中国宏观税负和提供公共服务之间的匹配度，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他说，和发达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相比，我们仍有许多不足，政府在一些民生保障领域仍缺位，“我们要居安思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