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2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往后的改革之路定下基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是中国经济社会演变的特殊时期，新旧体制转轨，改革加快深化。
十三大报告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轮廓，指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报告特别强调，“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记者，他们共同关注着、讨论着一个中心议题“改革”。
“改革、开放、透明，是十三大的基本特色。”彼时采访十三大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役军回忆起那次大会时说：“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第一次有这样的‘新姿态’，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告诉世界中国的姿态。”
“巨轮”的跨世纪“三步走”
“中国犹如一艘航行在茫茫海洋上的巨轮，这艘巨轮正是通过不断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并不断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一程一程地驶向美好的彼岸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鄢一龙曾这样形容中国的几次规划。
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跨世纪的规划。在此之前，中国在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只规划到20世纪末。
1979年12月6日，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向邓小平提问：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沉思片刻后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使到了本世纪末，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国家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1000美金，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小康的目标。后来, 邓小平考虑到20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会增长到12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800美元多一点。邓小平特地对“小康社会”作了一个说明：“所谓小康, 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他一再强调，这个目标并不高，只是达到第三世界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还是落后的。
从规划的调整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令邓小平怀有信心。到了1984年，他将目光投向下个世纪中叶，形成了初步的“两步走”：一万亿美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有统计显示，1987年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还是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截至十三大召开，1978年到1987年的9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旺盛、国力增长最迅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最多的时期。
1987年4月30日, 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 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以198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为基数，第一步是在80年代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1000美元，步入“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三步走”的设想在十三大中以文件的形式正式确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中共之所以能不间断地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是因为中共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
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中国到底处在社会主义坐标轴上的哪个位置？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观点。
经济学家冯兰瑞在1978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称，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几个阶段；我国当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在1959年年底，毛泽东在杭州集体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说过这个概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称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认为应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叶剑英在1979年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
一些争议声渐起。有人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了。还有人否认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否认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表述在十二大及之前就出现过，只不过都在陪衬位置。1986年10月下旬，十三大报告起草组在京陆续召开理论座谈会。于光远强调：“处在什么发展阶段, 从来都是最重要的问题。挑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时候了，要把初级阶段的特征搞清楚。”
几个月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十三大要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
这一实际，关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曾有过一段头脑发热，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期，并蒙受了脱离实际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灾难。以史为镜，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经济、政治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等现实国情必须得到正视。
十三大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一切工作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 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立足于此，谋划长远。
改革是主旋律
十三大制定了进一步开放和搞活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第一次提出“全方位开放”“开放格局”“外向型经济”等新概念，向世界展示了坚定改革开放的中国姿态。
在邓小平看来，十三大还要干一件“都不容易，但非干不可”的事，那就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下放权力，“党领导一切，不要包办一切。要搞成一部机器，一个合唱队，各干各的不行”。
政治体制改革之初，在位于中国东北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一些基层单位曾经搞过民意测验，98%的人都举双手赞成。然而，改革一旦触及切身利益，一些人则惶惶然不安、不满起来。
彼时的十三大代表、丹东市委书记刘仲文告诉马役军，人的观念的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开展的首要前提。“理顺人的思想，远比制定出一个美妙动人的改革方案更为艰难”。
刘仲文谈到机构改革的具体做法时表示，一方面要告诉人们，改革是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历程，改革，就要打破坛坛罐罐，付出一定的牺牲；另一方面，要先立后破，实践造就人，要比靠说教造就人扎实、迅速得多。
实践证明，先立后破的改革能够使人破釜沉舟，激发出更大的向上动力。
对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还要做的一件大事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逐步年轻化，提拔培养成千上万的中青年干部，保证党和国家的活力，为改革任务护航。
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曾对马役军说，党和人民总是把自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蓬勃向上的青年身上。
回顾3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十三大的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十七大时，这幅国家蓝图上多了“和谐”二字，到十九大时，又多了“美丽”二字，“现代化国家”也朝着 “现代化强国”更进一步。
“字面上的变化放到实际中，改革带来的变化清晰可见。”马役军感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就是这样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