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向阳公社撤社建乡始末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中国青年报  |  2021-03-29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实习生 马晓晴

    1980年9月,向阳公社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换上“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从人民公社变为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开体制的乡。

    这一改革随之在全国推开,由此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并载入宪法。曾在中共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黄毅认为,今天人们很难真切体会向阳人当年凭着多大勇气摘下“人民公社”牌子。“正是这一举动,向阳赢得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美名,奏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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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产到组”的实践成功了

    从108国道进入四川广汉向阳镇,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9个大字。镇上道路宽敞,高楼林立,青白江穿流而过。

    在1978年以前,这里还只有一条街,多数农民居住在茅草屋里。“按现在的标准看,当时的‘街’都不能称之为街。”向阳镇党委副书记杨宏达说。

    20世纪70年代,在川西平原这片“插一根筷子都可以发芽”的金土地上,向阳人却吃不饱肚子。有这样一首顺口溜再现了向阳公社当时的窘境: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

    向阳公社拥有超过1万亩耕地,土地肥沃,旱涝保收,但在人民公社的20多年间,全社人均年收入仅增加了六七元。青黄不接时,更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到外乡借粮,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而在整个广汉县,从1957年到1976年,论粮食生产,全县粮食总产量增长了29.5%,平均每年增长不足1.5%。由于人口的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67斤。

    填饱肚子成为广汉农民的第一需求。1977年,时任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在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时,发现西高公社的一个生产队“生产相当好,水稻、玉米都比周围生产队的长得要茂盛些,要高一些”。他询问得知,这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人、土地和任务都分了。

    当时,群众当中有部分人开始偷着搞包产到户,河边、路边、沟边,还有自留地的庄稼长得相当好。这引发了常光南的思考:“为什么这些地里的庄稼能长得好,生产队的却长得不那么好?”

    常光南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本来让群众搞就能搞好,关键就是没敢让群众自己搞”。

    增产的事实摆在那里,道理也渐渐清晰,但“包产到组”仍是人们不敢触碰的“禁区”。在当时,“包产”意味着要撤销作为基础的生产队,这是一个“大问题”。

    1978年年初,广汉县将金鱼公社确定为“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改革试点,即每个组在完成产量指标后,超产部分按一定比例奖励给该组社员。把生产的主动权重新交还给农民,将奖惩与工效挂钩,这就是“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的初始模式。

    到秋天,一份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情况交到常光南手中,“2万多亩土地,增产了503万斤粮食,一亩田平均增产了200斤还多点”。“定产到组”实现粮食增产增收的实践成功了。

    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文肯定广汉的农业改革实践。两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办法失灵了

    与此同时,“农业包产搞得好,工业包产也搞得好”的向阳公社悄悄开启了一场改革。

    1979年,向阳公社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将公社酒厂变为承包经营,规定每年包干上交5万元,一切生产经营由厂长负责,公社不再干预。同时,砖瓦厂、电杆厂、油厂……只要企业能实现超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则会受罚。

    在这种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下,从1976年到1979年,短短三年时间,向阳公社的社员存款从4万元增加到21万元,一些“冒尖户”甚至买上了“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公社建起年产8000吨铁的炼铁厂、年产1400万匹砖的砖瓦厂,还有酒厂和农机厂等14个社办企业,务工社员上千人。

    1979年,向阳公社成立了工业公司、商业公司和农业公司,而农商、农工和工商之间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统筹协调。于是,向阳公社农工商联合公司应运而生。联合公司担负起全公社经济发展的指导、协调任务,人民公社、大队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办法失灵了。

    “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这个公社就空了,成了空牌子了。”常光南回忆说,“我们就弄了个行政组,这边是农工商联合公司,那边是行政组,分成两大块。”

    常光南说,由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进一步深入发展,把“三级所有”打乱了,把公社架空了,然后就往政经分开发展,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政府的办法来管,逐步就分开了。

    1980年4月,向阳公社在内部宣布取消人民公社名称,成立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农工商联合公司,从组织机构上实现党、政、经分工。同年9月,经广汉县委同意,向阳人民公社挂出“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从大胆探索到写入宪法

    在“撤社换乡”试点工作中,常光南定下“不登报、不宣传、不造声势”的“三不原则”。

    消息不胫而走。邻近成都青白江的人被吸引过来了,公社改成乡政府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很奇怪。常光南在口述文章中回忆说,人们一面看一面说,哪个这么胆大,敢把这个公社的牌子取了。

    1981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在《关于对广汉县县、社体制改革问题的批复》中指出,“经省委讨论,同意按广汉县委所报体制改革方案进行试点”。至此,广汉撤销公社、恢复乡人民政府的改革得到上级的正式认可。

    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广汉在全县推广向阳改革经验。到1981年9月,广汉全县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工作基本结束,成为全国最早取消人民公社的县。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设立乡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等规定。

    到1984年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起9.1万个乡(镇)政府。到1985年春,撤社建乡(镇)工作完成,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至此不复存在。

    学界普遍认为,撤社建乡(镇)是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者陈武元指出,“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广汉人功不可没。

    曾在广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的黄毅说,向阳公社改革理顺了农村党、政、经三者的关系,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从根本上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桎梏,顺应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幸好有他们敢于冒险,大胆改革,我们才能越来越好。”杨宏达说。如今,从成都乘坐20分钟的高铁,就可以到向阳镇品尝当地独创的牛杂火锅,向阳镇在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基础上,借助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建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肉牛屠宰专业合作社,供应成都的火锅市场。

    “改革精神是我们向阳的传承。”杨宏达说,向阳人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和大胆尝试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向阳不断创新、发展、前行。


责任编辑:崔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