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刊之初，《中国青年报》推动拨乱反正部分重点文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但因受“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影响，逾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面临着回城、升学、就业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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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7日，“文革”中被迫停刊12年之久的、被外界称为“旗帜报、思想报、知识报”的《中国青年报》复刊。复刊后，《中国青年报》站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前沿，向束缚历史前进的阻挠障碍和条条框框发起舆论挑战，适时提出“五个广开”的报道思想，即“广开学习之路，广开成才之路，广开就业门路，广开文体之路，广开人生之路”，刊登的大量文章报道为当时的广大青年照亮了人生道路。
一篇文章道出逾千万名青年的真心话
1978年10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还没结束，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刊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这篇文章替当时的上千万名知识青年说出了真心话——他们中的很多人正想方设法要回城、要参加高考、要学习。
那次会议正要讨论如何为知识青年“谋新局”、给上山下乡“稳刹车”。40天的会期暗含着问题的严重性，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直指“知青的路走不通了，出现了‘四个不满意’”，即农民对知青不满意，知青本人和其家庭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
中青报这篇文章像一把火，让广大知青和知青问题“这锅热水”同时沸腾。有的与会代表认为在会议期间发表这样的文章很不适宜，会给下面造成错觉，以为这是中央的精神，对稳定局势不利。也有代表认为，这让知青回城有了政治和理论依据。
而更强烈的反响显现在基层，例如：上海市一些下乡知青回到市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和火车站贴出“拥护评论员文章”的标语，说“文章讲出了知青、家长的心里话”。
1978年年末，这种情绪在云南国营农场知青中演变成一场“集体大返城事件”，震撼全国。《中国青年报》通过内部上报的方式将云南农场知青要求回家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得到邓小平的重视。
这篇评论的作者——当年35岁、后来任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的徐祝庆回忆说：“这是报社主动写的，不是上边要求的，应该是写出了知青和家长的心里话。”
一位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报人回忆说：“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邢崇智看到后，打电话来要了100份报纸，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发了下去。当时的信呀，像浪一样涌到报社，有几千封。写信的人，有知青，更多的是家长。”
时隔两个多月，1979年2月10日，《中国青年报》即刊发1月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知青代表丁惠民等同志的谈话，并发表了丁惠民等回到昆明后给王震副总理发来的电报，表示要发愤图强，建设边疆。
站在时代前沿为青年发声
广大知青在1980年5月8日盼来了好消息：这一天，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迷茫，似乎是每个时代青年都需要面对的一道关卡，对他们来说尤甚。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1968年-1978年年末自愿从城市去农村和农垦兵团务农或建设保卫边疆的知识青年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接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
粉碎“四人帮”已过去两年，广大青年仍存在着失学、失业，生活没有保障的困境。全国的知青都在寻找出路。
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成了知识青年表达内心困惑和反馈命运变化的重要途径。在信中，江苏涟水县陈翔鸥等姐弟三人“喊”出了受姨父庄则栋问题株连的困惑；男青年庞志喜自诉遭遇“陈世美”式女知青；女青年黄本英冲破父亲黄金山的束缚终获婚姻自由；吉林染料厂青工丁家福获得平反，恢复了团籍。青年作家红五写下的《一个盗窃犯的自白》，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编辑部20天收到读者来信300多封。
时任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钟沛璋敏锐地预见到了这一问题。他在1981年的《坚持方向 讲究方法》一文中写道：“青年们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却还不知道怎样去建立科学的世界观。特别是年轻人，由于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十年动乱又剥夺了他们中许多人正常的学习机会，使他们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
钟沛璋认为，当前大量的社会矛盾集中在青年身上。今天25岁以下的青年，是“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工作在调整时期”。因此面对这些青年，应该予以格外细心的关怀，要帮助他们懂得怎样对待人生道路上的艰难、挫折，怎样找到前进的目标。
1978年《中国青年报》复刊首月月底开设“红专通讯”栏目，与青年探讨“红”与“专”的问题；第二个月特别刊文向青年读者解答“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又发表社论《把真理标准讨论推广到青年中去》。
为青年未来发展点亮明灯
知识青年回城后应如何使工作回到正轨？应如何在四化建设中发光发热？未来的路在何方？
时任中国青年报社总编辑王石回忆，胡耀邦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提出今天“怎么引导青年，怎样教育青年”，最关心报纸“把青年往哪里引”。
《中国青年报》接连发文鼓励号召知识青年投身四化建设，为知识青年指明了投身新长征时代的方向。
一批青年“偶像”被记者挖掘报道，从一线脱颖而出，成为青年竞相学习的对象。
1979年新年第一天，《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灿烂的前程——向青年同志们祝贺新年》，在“争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击队”的栏题下，刊登宝山钢铁公司团委、李家庄团支部、击剑运动员栾菊杰等各方面代表的文章。3天后，谷牧的文章《和青年同志谈谈四个现代化建设》在头版登出，言辞恳切，发人深省。
上海市女知青曹南薇自学成才、考上高能物理研究生；河北张家口市下乡知青程有志在涿鹿县温泉屯村研发育种、增加粮食产量；安徽淮南市50名知青志愿当清洁工；全国劳模、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接班当清洁工；青年数学家张广厚登上了世界数学理论的高峰……
《中国青年报》发出了“解放思想，打破常规，选拔人才”的信号，鼓励青年“要敢于冲破旧思想的牢笼”“不拘一格选人才”。这些青年故事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此事也获得胡耀邦的肯定。
1979年12月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以《搞四化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题，报道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72班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的讨论。在经两个月的讨论后，那批青年学子坚定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提出“干社会主义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随后，这个口号传遍全国。
40多年后，这群白发苍苍的化工系同学再聚首时不约而同地提出，这个精神要继续传承下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江山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