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疫情导致收入和财富差距加大——

通往共同富裕的路怎样越走越宽

中国青年报  |  2021-03-23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张国

    新冠肺炎疫情也“嫌贫爱富”。过去一年,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甘犁试图了解疫情对中国家庭财富造成的影响,每个季度,他所在的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支付宝平台调研一次,全年收到问卷15.58万份。3月20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甘犁介绍了他们的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家庭年收入30万元以上的家庭,财富指数保持较高水平,财富有所增加,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家庭,财富在同比缩水。也就是说,疫情后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了。

    “疫情导致了收入和财富差距的加大。”甘犁说,各国都出现了类似情况。

    根据这支团队对家庭边际消费倾向的核算,假如政府发放补贴,收入在后20%的中国家庭,将补贴用于消费的比例高达82.9%;收入前20%的家庭,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5%。贫困家庭存在较强的消费意愿却无钱消费,富裕家庭则投资意愿强烈。

    甘犁说,收入差距问题是长期制约中国消费增长的一个问题,如果对低收入家庭精准地发放补贴,对消费的拉动作用非常可观。他建议,通过个人所得税App精准地找到低收入人群,参考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方式设定一种补贴,相当于对特定人群实施“负所得税”。

    这位长期关注收入分配的学者说,负所得税在全球各个国家广泛实施,中国可以做,而且能够高效地做,可以大幅度有效促进消费,真正通过制度建设帮助国家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追求的目标之一。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今天的中国提出,“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根据新近确定的2035年远景目标,到2035年,中国希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介绍,“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实际上是对促进共同富裕作出进一步部署。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

    过去1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去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00.8%,基本实现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但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亮了多年的“红灯”。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说,从2003年到201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都高于0.4的国际警戒水平,2008年之后的6年里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但很快又有所反弹。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处于高位波动状态。

    根据李实团队对2013年和2002年的比较研究,中国财产最多的10%家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份额有大幅增长,另外90%家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份额在下降。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在扩大,财产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

    “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也不等于财富均等。”李实说,共同富裕应该具备以下特征:有一个最低标准的富裕水平,每个人的收入和财富水平都能达到这个标准;收入和财富差距要明显地小于现在的差距;基本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他认为,中国要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做大市场。同时,也要找到公平与效率兼容的发展模式,改革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再分配政策对缩小收入差距所起到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还要进一步完善再分配制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说,要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两个渠道,要么在一次分配中解决,让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增加;要么在再分配中解决,通过财政、社会政策等转移支付。可以考虑在住房政策上动脑筋,因为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很大一部分是用于住房,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如果在住房政策上有所改革,多提供一些保障房,让年轻人用比较低的成本获得住房,不仅改善了收入分配,也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在建保障房的过程中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是“一箭三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指出,现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低,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增加居民收入为重点,而不是以GDP为核心”。

    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建议,在“十四五”期间研究推出房产税和遗产税。他还认为,收入分配应该重点向普通劳动者倾斜,提高劳动报酬占整个劳动收入分配的比重,平衡劳动报酬和政府税收、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

    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指出,中国收入差别最大的问题在于城乡差别,城乡之间存在鸿沟,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医疗等都差距巨大。“十四五”期间,要重点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机会不均等。

    “差距不仅仅是人们收入的差距,而且是机会方面的差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认为,中国已经实现脱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要看到当前存在的留守儿童等问题,农村和城市孩子之间的学习成绩差距越来越大,需要着力提高中国儿童的福祉。

    李实认为,未来15年到30年,如果在儿童投资上加大力度,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需要有更多的转移支付项目惠及穷人,特别是儿童。他说,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落实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后,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和个人能力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缩小个人能力之间的差异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共同富裕何时到来?李实认为那会是另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可能要等到下个世纪。当前,“中国仍然没有摆脱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改变很大一部分人口为低收入人群的格局”。

责任编辑:李立红,张凌,惠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