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本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这项任务。
民政部部长李纪恒介绍，中国是当今世界老年人最多的国家，2019年年底已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54亿，预计2025年突破3亿、2033年突破4亿、2053年将达到4.87亿的峰值。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
规划纲要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优化生育政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等。国家还将改革完善人口统计和监测体系，“密切监测生育形势”。
3月20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少子化、长寿化、老龄化“三化并存”是我国面临的国情，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逆转。
原新用一张图表来解释，低生育率在中国已持续30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计生委的数据，1991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09，即每个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09个孩子。总和生育率2.1被认为是更替水平，能够维持人口不增不减。自1991年以后，生育率的这条曲线呈向下走势，再也没有回到这个水平。尽管前几年国家先后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但生育率略有回升后又开始滑落。
“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我们称之为低生育率时代。”原新说，“当人口的低生育率时代持续了30个年头，总人口的负增长估计未来10年之内到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了。”他指出，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少子化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今年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这意味着，整个建设周期都伴随着少子化的基本国情，并且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国家发展的人口基础正在发生重大转折”。
与此同时，生育者的规模也在缩减。中国的育龄女性在2008年达到3.79亿的峰值，目前是3.42亿，预计到2050年只剩2.55亿。2019年，中国出生了1460万人口。原新说，如果希望每年都保持这个规模，现在需要育龄女性平均生1.4个，到2050年平均要生1.9个孩子才能达到这个规模。
在同一个场合，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介绍了他的研究：预计5年内中国就将出现人口负增长。他还指出，从2022年开始，1962年到1976年间“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将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欧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少子化，是用了较长的周期慢慢到来的，而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是“扑面而来”的。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王培安在一份建议中指出，我国将延续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增长递减的趋势，这是我国人口发展的正常规律，但规模降得太快，会加剧人口的结构性矛盾。
王培安感慨，今天鼓励年轻人生育二孩，其难度并不亚于甚至要超过三四十年前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比较突出。他建议，对赡养老人、抚育幼儿的家庭在税收、购房等方面给予优惠，探索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和养老护理补贴制度；支持普惠型养老托幼机构发展；落实产假、护理假、带薪休假制度，鼓励男性参与子女照料，保障女性就业权益，支持女性职业发展……总之，“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任泽平也认为，生育成本的上升，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压力正在抑制生育率，需要相关的政策作出调整。他建议，对育儿家庭提供个税抵扣和经济补贴，加大托育服务的供给，完善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保等的投入，“让大家生得起、养得起”。“政策作适当的调整可能会有所改善，虽然改变不了趋势，但是可能会改变斜率。”这位经济学家表示。
其实，一些发达国家已尝试过类似政策，比如，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日本。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佐佐井司介绍，日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对父母减税、补贴、实行带薪休产假等。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伯特·拉森说，丹麦过去几十年一直提供大量的托育补贴；法国则于几年前实施了一项税收计划，生育第3个孩子的减税额是生两个孩子的两倍。她说，要扭转少子化趋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丹麦的生育率可能会更低。
在论坛上，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通常生育率越低，这是全世界的趋势。现代社会的高压力、高竞争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也延长了年轻人的求学时间，延迟了婚育年龄，进而影响了生育率。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有一项计划是建设100个示范性的“儿童友好城市”。王杰秀说，从儿童福利来说，少子化呼唤着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保障的范围从最初的弃婴、孤儿扩展到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未来可能要向全体儿童扩展。健全儿童福利政策，提供生育津贴、养育津贴等措施，虽然改变不了大趋势，但是在一定阶段还是有效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在论坛上指出，中国即将迈入人口负增长时期。真正要从人口方面解决中国发展动力的问题，需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改善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他强调，提高人口素质十分重要，当前人口素质提高的关键在于农村户籍的孩子，其中大量是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子女的流动儿童，应着力提高他们的教育质量。
人口学家原新也指出，应该适应形势，努力发掘新的人口红利，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将提供新的“人口机会”。比如，伴随着少子化，整个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会下降，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会加大，人口素质将会得到提升。
原新引用了一句俗语，“多生一个孩子，多添一双筷子”。他解释，从成本来说，过去那双“筷子”是用竹制的，今天的那双筷子是用黄金做的，未来添的筷子是用钻石做的。生育成本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等。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就是建立有利于提振生育率的社会公共政策，这是政府的责任。
本报北京3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