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3日，北京，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尼克松总统(左)观看乒乓球比赛。人民视觉供图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对话像中美这样艰难曲折又饱含深意。
经历4年波折之后，2021年3月18日，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按下“重启键”。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安克雷奇开始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美方形容此次对话“将会非常艰难”，但实际上，王毅在不久前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外长记者会上透露了开启“中美新局”的“密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美建交是百年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敌对、冲突、矛盾、缓和、合作、发展……中美两国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可从三个联合公报中找到解决之道。重温三个联合公报谈判签署的10年风雨路，或许能够从中找到中美“融冰”的初心和未来关系发展的启示。
《上海公报》：为中美交往铺下第一块基石
历史的时针回拨到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周恩来总理与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这是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联合公报，更是中美关系“破冰”的标志之一。它打破了中美长达22年的隔绝状态，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同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共同作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然而，在尼克松访华之前，中美两国已有22年没有来往，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彼此打交道的准则。因而，通过一份公报对新的中美关系作一番正式表述变得至关重要。草拟公报内容并谈判的艰巨任务落在了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肩上。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率团抵达北京，乔冠华与基辛格随即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小楼里开始逐字逐句研究公报内容，但分歧之多超乎预期。2月24日，乔冠华与基辛格开始了最棘手的台湾问题谈判，尼克松、周恩来有时也直接加入谈判。在之后三天最艰难的实质性谈判中，美方就美军是否“无条件撤离台湾”等核心问题与中方针锋相对。因为这不仅仅是美国利益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尼克松本人的政治前途。几经唇枪舌剑，在尼克松即将离京前往杭州的2月26日凌晨2时，公报文本终于完成，并获得双方最高领导人的批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尼克松前往杭州的过程中，突然横生枝节。由于美方谈判由基辛格主导，几乎绕开了国务院，陪同尼克松访华的美国国务院专家在飞机上看到公报内容后很不满，要求对文本进行多达15处修改，甚至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也提出了异议。尽管尼克松被气得发疯，但迫于压力，他不得不让基辛格再找乔冠华谈一谈。当乔冠华向毛泽东请示美方的新要求时，毛泽东一锤定音：“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又经过一夜谈判，乔冠华和基辛格最终在2月27日凌晨2时许拿出了“最后”的公报文本。28日清晨，文本内容再次获得双方领导人批准，这时距离预定的公报签署时间仅剩几个小时。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在台湾问题上中方强调的立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则声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上海公报》将两个曾经彼此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回顾谈判经历时写道，“《上海公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指导了两个大国间的关系达七年之久，从来没有对《公报》解释发生争议，直至1979年它为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
2017年，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曾在纪念《上海公报》发表45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上海公报》的诞生，为中美交往与合作铺下了第一块基石。它开创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新模式，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中美建交公报》：打破西方封锁新中国的坚冰
尼克松首次访华时曾承诺，如他竞选连任成功，将在第二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年，尼克松连任总统，但次年他就因“水门事件”辞职下台。中美建交的历史任务落到了福特和卡特两位继任者的肩上。
1974年8月福特就任总统时，曾表示要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但实际上，他在任期内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采取了“拖”的政策。据说，福特原想在连任竞选获胜后与中国建交，但他在大选中败给了民主党人卡特。
与福特类似，卡特在1977年入主白宫之初，并未将中美关系正常化列入重要议程。转机出现在1978年年初，力主美国尽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白宫日益受重视，同年5月他获准访华促谈。据全程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时任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廉正保回忆，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表示，卡特政府已下决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并已授权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与中方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邓小平回应说：“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了。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正常化的条件是（与台湾当局）断交、撤军、废约，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主权问题。”
按照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达成的共识，1978年7月，时任中国外长黄华与伍德科克开启了具体谈判。直到1978年11月2日第五次谈判时，美方基本亮出了底牌：愿在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仍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之后，美方又在涉台问题上作出了四项关键承诺。到了最关键的12月，邓小平决定亲自同伍德科克谈谈。12月13日至15日，邓小平与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四次会谈，相继敲定了建交联合公报草案、1979年1月1日双方发表建交公报和有关声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邓小平1979年访美等核心内容，但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却再陷僵局。卡特虽同意美国1979年将不向台湾出售军火和军事装备，但坚持已向台湾方面承诺和启运的军火不包括在内。是继续缠斗，还是先保住中美建交大局？邓小平作出了艰难抉择：中美先建交，美售台武器问题留待建交以后接着谈。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诺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中美建交是20世纪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打破了西方封锁新中国的坚冰，迎来了世界各国与新中国建交的热潮，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局面。公报发表两天之后的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
《“八·一七”公报》：艰难的妥协
中美虽如期建交，但建交时两国都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未能让中方同意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中方也未能让美方承诺终止对台军售。雪上加霜的是，1979年4月，对建交颇有不满的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直接把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写入条款，美对台军售问题成为中美建交后两国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
为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邓小平制定了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斗争方案，中美关系就此问题的较量正式展开。
谈谈停停，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的谈判并不顺利。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牌，美方要求派副总统布什访华。1982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布什时态度坚决地说：“美国向台湾卖武器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阴影，而且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如果两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能够解开，将对全球战略很有利。”他直白地对布什说：“美方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措词可以研究。”
中方的这一提议，直到两个多月才收到回应。里根总统在7月13日致邓小平的信中写道，要承诺限期停售极其困难，但美国政府不谋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据此修改了其公报草案，写入了里根保证的“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两句，并表示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武器出售，直至最后解决。邓小平等人的坚决斗争，终于换来了美国人的妥协。
1982年8月15日，中美两国就美对台军售问题正式达成协议，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于1982年8月17日同时公布生效。《八·一七公报》不仅缓解了当时的中美紧张关系，约束了美国反华势力提升美台关系和分裂中国的势头，更为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和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1972年签署《上海公报》，到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再到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中美用了整整十年以及数百场艰难谈判，才完成了指导两国关系未来数十年发展的三大支柱。过去40余年间，这三个公报共同确定的一个中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指引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回望历史，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表示，中美关系在1972年能够破冰，靠的不是什么“极限施压”，不是什么“交易的艺术”，而是尊重，尤其是美方对中国核心利益关切的尊重，是两个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平等对话与合作。“这一点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