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2日，日本东京学习院大学，“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形象大使郭晶晶（中）与中日青少年一起唱《明天会更好》。当天，“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剑/摄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注定是周恩来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注脚。
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青年周恩来正是去到日本之后才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在他26年的新中国总理生涯中，为推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整整操心了23年。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布、中日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他又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操心了3年多，直至1976年年初与世长辞。
化开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坚冰，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主动选择。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当时被西方世界包围封锁的新中国来说，需要借助发展对日关系，打破在亚太地区被孤立和封锁的局面，搞活同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
1949年11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时说，“我们要有独立精神，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在这样的方向引领下，直至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周恩来一直在坚定地推行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即使其间因日方追随美国对新中国实行严格出口管制政策而致使战后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不得不宣布延期之际，中日之间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依旧是周恩来对到访日本外宾最多提到的一句话。
“饮水不忘掘井人”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刚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正式访华。此前的9月9日，载运着人员和器材的日方专机先期到达北京——这是战后第一架从东京直飞北京的日本航班。飞机上坐着的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和松本俊一，受时任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委托，携带日本政府起草的联合声明草案，到北京与中方进行最后确认。飞机抵京后舱门打开时的一幕震撼了在场众人——缓缓走下舷梯的古井喜实等人的手上，捧着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开拓者松村谦三和高碕达之助的遗像。
1958年，在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反华的背景下，日本长崎发生了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事件，中日关系再度跌入冰点，两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间往来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被迫中断。但在当时，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仍然有一些具有远见的人士在努力活动，谋求改善日中关系。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关注到了松村谦三，这位从青年时期就留意中国事务的日本人士。
松村谦三与曾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同为早稻田大学的校友，曾在日本内阁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大臣。他主张“亚洲应该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国家不应追随别国，得到了周恩来的赏识。
1959年10月19日，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期，松村谦三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率团首次访华，并将曾在万隆会议期间与周恩来有过单独会晤的时任日本通商产业大臣高碕达之助再次正式介绍给中方，希望启动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来改善日中关系。当时为周恩来做翻译的刘德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松村先生的首次访华，无论从中方或日方来说，都想把它作为一次重要机会，表明自己立场、了解对方意图、增进相互理解，探索打开中日关系僵局、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可能性。”
正是得益于松村、高碕和廖承志的配合，中日双方在1962年以民间形式签订了发展长期综合贸易的备忘录，1964年又签订了互设办事处和互相派驻记者的协定。这为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那之后，松村和高碕多次奔走在日中之间。苦于战后两国间没有直航，他们只能绕道香港再辗转飞往北京，最快也要两三天时间。1964年松村第三次访华时，因不愿再绕道香港，决定乘货船从日本门司港出发直接到秦皇岛。他们曾期盼有朝一日可以从东京直飞北京，但令人唏嘘的是，后来中日直航开通的时候，两位老人却已作古。
1972年9月宴请古井喜实等人时，周恩来在致辞中引用了“饮水不忘掘井人”这句古话，感谢长期致力于中日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的日本“老朋友”。
“顺着民间交流铺好的轨道一路走来”
田中角荣1972年7月当选日本首相时，东京民众正沉浸在上海芭蕾舞剧团访日掀起的芭蕾旋风中，日本民间呼吁两国恢复邦交的声音已十分高涨。
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并与中方共同发布了中方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公告。在曾追随美国玩弄“两个中国”阴谋的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看来，这等于是美方对日本来了一次“越顶外交”。曾任《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的古川万太郎评论说，“尼克松冲击波”让日本领导层“辨别方向的神经已经完全麻木”。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大平正芳出任外相。田中角荣一上任，立即着手“打开日中关系”这一紧急课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他即提出，“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田中特别强调，“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2年日本政府与台湾签订的“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
20天后，周恩来在北京见到了自称替田中政府前来“探底”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竹入义胜与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均有不错的私交。周恩来提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拟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内容和三项口头默契，请竹入向田中传话。周恩来表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方决定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考虑到田中刚上台面临的内部压力，中方所谈内容中也暂时没有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在台湾问题上，周恩来要求，《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政府必须撤走驻台湾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同时让台湾“大使馆”和“领事馆”撤出日本。
竹入后来接受日媒采访时回忆说，当他听到周恩来说出“日本侵华战争是少数人惹出来的，不应该让人民来负担”时，“自己整个人都昏了”。他称赞周恩来“身似柔柳、心如巨石”。
竹入带回日本的记录，后被称为“竹入笔记”，让田中角荣吃下了定心丸。在上海芭蕾舞团离开日本的前一天（1972年8月15日），他终于抛开一切顾虑，在东京帝国饭店亲自接见了团长孙平化和肖向前，正式接受访华邀请，并准备在9月下旬或10月初成行。田中还表示，希望通过访华“一举建交”。
在曾做过周恩来翻译的林丽韫印象里，当时日本自民党内有一批亲台的极右势力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是排除万难来北京的”。总是把独生女田中真纪子带在身边的田中首相，在首次访华特地把她排除在名单之外，真纪子后来说，父亲当时来华已经做好了被日本极右势力暗杀的心理准备。
1972年9月25日11时30分，在尼克松访华7个月后，战后首架日本首相专机降落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而田中首相后来说，他是“顺着民间交流铺好的轨道一路走来的”。
“闪电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
1972年在北京，中日双方要谈判的最重要文件，是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这一联合声明连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四个重要政治文件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被称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
曾经处于敌对状态的中日两国政府开始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是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来京之前就与中方达成的共识，两人“从政治上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上解决”日中邦交问题的表述，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欣赏。周恩来说：“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是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这也成为此后中方在处理台湾问题和“日台条约”时秉持的基本立场。
1972年9月26日上午，在中国外长姬鹏飞和大平外相首轮会谈中，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拒绝承认“日台条约”非法和无效，坚称无必要对该条约中已经涉及的“双方战争状态宣告结束”“日方已经放弃对台一切权利”和“台湾当局已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等内容重复写入联合声明。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生气，并严正质问日方。在曾任中国驻日使馆政务参赞王泰平的回忆录里，周恩来曾两次提到，中方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本政府的困难，“日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立场”。
许多资料记载，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周恩来再次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说：“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成立的前提，是周恩来坚信中日双方“能够友好”。
在多位亲历者的回忆录里，1972年9月29日的北京风和日丽，灿烂的朝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都沐浴在晨光里。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东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立即举行记者会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继续存在的意义。
这是一次闪电般速度的邦交正常化——从田中内阁成立到完成田中访华准备工作，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从1972年7月7日田中向中国抛出橄榄枝到9月29日签署联合声明，只用了82天。但在这个闪电般速度的背后，是以民促官的水到渠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再次谈到中日关系时表示，希望日本社会能真正树立起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真正打牢有利于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民意基础。中日友好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正如郭沫若1972年在《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一词结尾中所期许的那样，“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马子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