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程璨
1956年10月1日，国庆游行队伍里群众高举“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的标语。 中国青年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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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5日~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八大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大会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一个“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
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党的八大一定会到北平、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去开。
11年后，这一预言在1956年金秋的北京实现，彼时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模全程参与报道了八大会议。
他在《中国青年报》刊登的稿件中描述，（1956年）9月15日晌午，北京雨过初晴，蓝色的天空浮动着白云，宏伟的政协大礼堂，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明亮壮丽。礼堂庄严朴素，主席台上新设了崭新的阶座，讲台两旁簇拥着鲜花。在灰色的帷幕的前面，十棵苍翠的棕榈树，在银灯下发着青光。
出席大会的1021个代表，代表1073万名党员，人数比七大时增加了8倍多，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74%。更重要的是，党员个人身份公开了，党的组织分布在全国城乡。
他们来自工厂、学校和农村，山间、海滨和国防前线。这次，他们来参加八大，不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不用躲过特务的跟踪，不用跋山涉水、冒着惊险。陈模形容，“他们从容不迫地坐着火车、轮船、汽车、飞机，像来到家里一样来到北京！”
参会的还有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代表民革将红军过大渡河的象牙凸雕赠给大会，象征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同舟共济，胜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世界上近60个国家的贵宾会聚在此，用各种语言为这次盛会祝贺。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同志在致辞时引用了中国的一句俗话：“衣服新的好，朋友老的好。我们和你们就是老朋友了。”
“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在八大开幕时说道，“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当时20多岁的刘德有担任八大会议期间的同声传译，代表们的掌声通过场内的话筒传到他的同传箱子里。毛泽东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第一次担任同传的他也不由得兴奋起来。有人统计，这2000多字的开幕词，鼓掌次数有34次之多，其中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有6次，犹如“暴风骤雨”。
“党和人民”
八大求实。学者郑直在一篇文章里介绍，八大报告从1955年12月开始起草，至1956年7月初写成，8月上旬到9月14日，毛泽东先后12次修改。八大文件草稿形成后，中央组织中央机关和各省（区市）及军队党的负责人反复讨论，征求意见。毛泽东还指示，将政治报告已定稿的各部分，印发给八大所有代表，请他们即看即修改。据统计，八大政治报告的各种修改稿有80多份，党章修改稿有50多份。
会前，毛泽东指出，大会发言“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要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
陈模在《中国青年报》刊发的《党和人民》一文里记录了贵州省贵定地委书记孙汉章发言中的一个例子。贵定县木马乡有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两个乡的干部作风不同，工作结果也两样。一个金星社，干部关心群众生活，群众满意，生产劲头也大；另一个红光社，干部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强迫命令，群众很有意见，什么工作也搞不好。经过党的纠正，工作搞好了，群众才满意了。
八大召开的1956年正是我国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进入空前规模建设。新的工厂、矿山、铁路如雨后春笋纷纷亮相，老百姓都投入火热的建设中，争相突破工作定额。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八大发言里特别提到，只注重生产管理，只看重机器，不重视人的工作，不关心人，只能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生产完不成任务。
彼时，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实现公私合营不久，但还存在一些没有适应的地方。刘少奇在八大强调，不应当片面地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个人的利益。党的方针是把两方面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这个方针下，党竭力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周恩来在八大报告中立下目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25-30％。农民的全部收入在5年内增长25-30％，这样的规定，是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相适应的。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场大会面对的是一个沉甸甸的命题，即朱德所提出的“创立社会主义家业”。
这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农业国，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只有10%左右。“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在哪里呢？”朱德说，“最根本的困难，就是在于我们的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我们的国家原来被帝国主义剥削得很穷，遗产很少”。
中国共产党人迫切想要改变这种落后面貌。在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中国要勇于赶超西方大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
八大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本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八大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并且提到，尊重“自由市场”。陈云最早意识到，搞活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条重要的生命线，需要超出官商的单一路径，闯出一条繁荣市场、搞活经济的新路。
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在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计划生产，还有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社会主义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用以调整当时的经济关系。1956年年底，一些地方出现“地下工厂”，毛泽东表示，一是可以使其“成为地上，合法化”；二是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以解决合作工厂产品“质量差”的问题。
此外，党的八大还把扩大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建设新型民主作为重要任务，甚至是中心课题。毛泽东把党的民主思想扩展到政治思想和文化艺术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我党搞社会主义的决心、信心自八大始。”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院长林炎志说。在林炎志看来，八大提出的以经济为重心的转变、尊重“自由市场”、扩大民主，对于改革开放影响深远。
陈模在自己的稿件里作了这样的展望：以后我国人民能充分地买到自己需要的肉类、食糖、棉布、煤炭，质量好、品种多的商品和新鲜可口的蔬菜。
由于对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八大路线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去，在发展的道路上未能避免大的曲折，一些重要原则和方针被改变。
时隔26年后，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式，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