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兴国县鼎龙中学校长韩周兴随身携带的工作日记本上，有这样的记录：“……其在家期间夜不归宿，流浪在村子里，经常晚上蜷缩在水头小学楼梯间里，自己找了些稻草做了个‘窝’……”
这是韩校长在劝返一名辍学孩子时记下的笔记。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年时间，我国实现了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贫困人口脱贫。
我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
在这世界减贫史奇迹的背后，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首先，精准施策，补齐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短板，实现了20多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动态清零，确保“不让一个贫困家庭孩子失学辍学”；继而，“智志双扶”让514.05万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帮助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而千千万万个像韩周兴校长一样的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成为了深入到每一个贫困乡村、每一个需要帮扶的孩子面前最坚强的力量，使得教育成为最持久有效的扶贫，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承诺。
“学校成了乡村最美的建筑”
“学校是最美的建筑。”这句话成了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的最生动写照。
韩周兴1996年参加工作，他印象中所在的第一所农村学校——南坑中学，“宿舍没有卫生间，上个厕所要到100米开外的山顶公共厕所。”第二所学校——良村中学，“生均校园面积仅有10平方米，没有运动场，校舍老旧，平房教师宿舍时常漏雨”……
为了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教育面貌，教育部秉承“城乡一体、重在农村”原则，着力解决城乡义务教育在生师比、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基本装备配备标准上的差距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上向义务教育及最困难地区、学校、学生倾斜支持。
据教育部权威数据显示，中央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从2013年的2365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3468亿元，其中8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
“用了几年的时间，全都改善了。”韩周兴说，良村学校已经实现了整体搬迁，新学校距离原来学校大约500米。他现在工作的鼎龙中学从2017年到2020年，连续四年的稳定投入，学生和老师的宿舍楼、塑胶运动场、图书馆都是崭新的。
2013年以来，我国共累计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0.8万所，新建、改扩建校舍面积约为2.6亿平方米，760个贫困县通过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实地督导检查，全国99.8%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办学条件达到基本要求。
在改变贫困地区学校面貌这场攻坚战中，如何改善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落后面貌成了难啃的“硬骨头”。为此，国家除了将“贫困人口数”“贫困发生率”等作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重要因素外，2019年增加了“深度贫困县数”“深度贫困村数”“贫困发生率降幅”等子因素，资金投入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
幸福不是等来的，而是奋斗来的。深度贫困地区也充分调动了自身的力量，让内力与外力形成合力。
红土山村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东部，是一个深度贫困村。长期以来，受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制约，群众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意识、发展意识较为薄弱，生产生活条件落后，总体贫困程度深。再加上不重视子女教育等问题，贫困代际传递的问题在这里显得尤为突出。
红土山村所在的勤丰镇结合全镇脱贫攻坚实际，用教育精准扶贫打破红土山贫困代际传递，构建了“1个目标，2个重点，3类群体，3个活动”的“圆梦助学”扶贫新模式。现在，红土山深度贫困村落后的教育面貌得到极大改善，实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红土山村高中生“零”的突破，为红土山深度贫困村“育好一代人”和阻断代际传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学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学校有了、教室亮了、设施新了，贫困地区学校硬件的改善为教育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对于全国的教育人来说，面前依然摆者一个难题：解决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失学辍学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历史性难题，才能真正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完成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不愁三保障”的底线目标之一。
韩周兴依然记得两年前的那个3月，2019年的3月20日，他从距离兴国县500公里以外的揭阳，成功的把小阳（化名）劝返回了学校。
那年的2月21日是开学报道的日子，正在上八年级的小阳没有到校。
第二天，学校老师到了30里外的小阳家，老师们对小阳的养父母说明了来意，但是养父母却说：“你们还是别找他吧，我们都好久没见他。也不知道他‘荡’哪儿去了？”
后来，老师们知道小阳在附近小学楼梯间里用稻草做了个“窝”，看到大人靠近就会立马离开。在之后的一个月里，韩周兴和老师们到小阳家里去了“不下十次”，但是养父母的态度越来越不配合，甚至拒绝接受老师们为小阳带去的课本。
“找不到孩子，在这偏僻的小山村里就多了个游荡的问题少年。”韩周兴说，必须把孩子找回来。
就像韩周兴老师一样，千千万万的教育系统干部、校长、教师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行走在控辍保学的路上：甘肃省康乐县的“劝返小分队”用19张火车票、9天车程和超过万里的行程找回了失学的三个姐弟；在云南，蒙自市第三小学教师李乔生、曹盛昌每周坚持送教上门，教患有脑瘫和肢体二级残疾的小童识字算数；在四川，教育宣传让“送子女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深入贫困地区家长的心……
尤其在“三区三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等深度贫困地区，更是实施了“一人一策”的控辍保学工作方案。建立了“三区三州”教育扶贫台账，摸底贫困教育人口底数台账，每年春季、秋季学期进行建档立卡贫困教育人口信息比对，精准定位每个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保证底数清。
当韩周兴最终把小阳从500公里以外的建筑工地上领回了学校，他给那天的工作日志起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标题《孩子，花开的季节，你怎能忘了绽放？》
不抛弃不放弃。贫困地区一线的干部、老师用自己的双脚织起了一张义务教育控辍保学的网，兜住孩子的受教育权，确保上学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每一个适龄孩子都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面前都有一张干净的书桌，一个孩子都不掉队。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建档立卡家庭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
打造一支“留得住、教得好”的教师队伍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学有所教”，提升人民的获得感。
当“有学上”成为现实，“上好学”就成为贫困地区学生家长最迫切的需求。既要“学有所教”还要“学有优教”。而要提高教育质量，保证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无疑是重中之重。
近些年教育扶贫已经逐渐从捐款捐物、援建学校、资助学生逐步向支持教师队伍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深度拓展，造就一支热爱乡村、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教师队伍。
数据显示，“特岗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已经累计招聘教师95万名，覆盖中西部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国培计划”培训中西部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近1700万余人次。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惠及8万多所乡村学校127万名教师，选派19万名教师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支教。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幅提升，本科以上学历占51.6%，中级以上职称占44.7%。
不久前，天津市武清区天和城实验中学教师马强结束了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支教，跟他同去的还有妻子——杨村第一中学教师王超，以及7岁的女儿。
“这不是我第一次支教，我以前还去过甘肃等地方，”马强说，“就是单纯的想为那里的教育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据了解，提升“三区三州”地区的教育水平，教育部组织“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所在学校教师，建立“校长+教研组长+骨干教师”支教团队，组团式“一对一”帮扶凉山州14个县市和怒江州全部县市，将顶岗支教升级为团队管理打包帮扶，支教同时培养当地学校管理队伍和骨干教师、教研队伍，整体带动教师能力素质提升。
夫妻二人都去支教，7岁的女儿怎么办？
留在天津会给老人增添很多负担，反复思量后，夫妻二人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带着女儿一起走。“这里的孩子也是孩子，我们的孩子也是孩子，这里的孩子能在这块淳朴的土地上学习和生活，我们的孩子也能。”马强说。
就这样，从平原到河谷，从城市到乡村。一条贫困地区教育质量快速提升的高速路正在搭建。
在马强看来，一个教师能带给贫困地区学校的改变其实是有限的，因此要最大限度发挥支教教师的作用，马强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周边，要站好每一次讲台。”
马强的每一节课都是公开的，哪个老师都可以去听课。他要把先进的教学理念变成每一个实实在在的课堂，变成每一次师生间的互动。令马强欣喜的是，在这样“手把手”的传递中，一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老师，已经能做得非常好了，“甚至比我处理的都好。”
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未来。
数据显示，近些年中央财政每年拿出21.5亿元，专款进行中小学教师培训，2015—2020年，中央财政共投入了121亿元。实施乡村教师培训提升攻坚行动，通过教师培训团队研修、送教下乡、访名校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提高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多维度提升教师素质能力。通过开展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面向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教师直接定制帮扶措施，送教上门，提升教学水平，发挥以点带面作用。
随着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整体提升，很多贫困地区有了一支“留得住、教得好”的教师队伍。
拓宽贫困学子纵向流动的通道
2020年夏天，一条“收到清华录取通知书前还在工地打工”的热搜让孙川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孙川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中学，这一年的高考，他以675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机械、航空与动力类专业录取。
“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孙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孙川出生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是小学代课教师。孙川是家中长子，从小就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帮父母干农活。
如今，孙川已在清华大学学习半年有余。放眼全国，数以百万的家庭像孙川家一样，实现了大学生“零的突破”。
近年来，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机会也在不断扩大。结合农村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教育部持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不断优化完善政策措施，构建起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
据了解，2020年，北京大学校本部在全国共录取国家专项计划190人；筑梦计划规模进一步扩大，共有553人获得加分，其中108人考入了北大。2020年，清华大学来自西部地区省份的学生约占26.6%，农村及贫困地区生源占20.2%，获得清华大学自强计划降分录取优惠认定人数及录取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专项计划招生人数由2012年的1万人增至2020年的11.7万人，累计超过70万人。中科院第三方评估显示，专项计划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地方满意度达100%，学生满意度达90%，高校满意度达80%。
“进得来”，更要“留得住”。
如今，我国已建成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各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基本做到“应助尽助”，资助项目从少到多，资助面从窄到宽，资助标准从低到高。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教育部持续实施专升本专项计划，教师“特岗计划”等基层项目招录对贫困家庭毕业生倾斜。各高校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要求对贫困家庭毕业生进行重点帮扶，促进贫困家庭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近3年来，每年超过50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实现了更充分就业，离校就业率均高于当年全国总体水平。
从教育脱贫一代到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女儿从县中职校毕业后，已经工作了，每个月3000多元工资。有了这份收入，我们家很快就能脱贫了。”
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多鲁乡阔尕其艾日克村村民布帕太姆开心地说，“女儿上职业学校太重要了，没有技术，就没有谋生的技能，我们家就难脱贫，也难过上好日子。”
“一家一个孩子读中职校，毕业后一个月挣3000元，一年3万多元，就可以带动全家脱贫。”洛浦县教育局局长高电坤说，县里的职业高中在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托管”下，已有毕业生5000多人，这意味着5000多个家庭脱了贫。
“其中，90%以上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县域内发展，当前洛浦县工业园区、农业园区内各大企业生产一线的主力军就是县中职校的毕业生，占比达50%以上。”高电坤说。
与职教结缘，一批批学生的命运得以改变。“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
据了解，教育部通过扶持“两后生”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机会、完善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就业资助帮扶体系等重要手段，使教育成为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重要途径。
教育斩断“穷根”，如今，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读上书，真正实现了从教育脱贫一代到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转变。
教育，已成为了脱贫攻坚的“治本之计”——
从“脱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脱贫”。教育既被作为扶贫对象也被作为扶贫工具，通过系统帮助贫困人口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从教育脱贫一代到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如今，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学就业资助帮扶体系等方式，教育成为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教育脱贫举措更加关注贫困地区各级各类教育条件的改善，更好汇集优质教育资源，帮助贫困人口得到公平、有针对性、有质量的教育。
“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
从“授鱼”到“授渔”，教育脱贫攻坚，提升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有效阻断了贫困代际传递，用行动回应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