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迷茫到觉醒,就这样生动抵达

北青网  |  2021-02-26作者:曹雪盟

 “只有找到一条新路,中国才不会亡。”“那何为新路呢?”“不知道,我正在找。”

    这是电视剧《觉醒年代》开篇,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本初次相见,谈及如何寻找救国之路时的一段对话。“中国该往何处去?”面对这一近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觉醒年代》便从这样的未知讲起,回溯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革命先驱们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如何将这条路走下去。

    《觉醒年代》将时间聚焦于1915年—1921年,从思想启蒙切入讲述,着墨于探索由迷茫走向觉醒的历程。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内忧外患,风云激荡,寻求出路的繁芜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的结论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选择。剧集抛出“未知”的起点,将观众引向通往“已知”历史结局间的寻觅之路。对于百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程,相比单刀直入呈现“是什么”,以故事化手段娓娓道来“为什么”显然更具吸引力。

    对主旋律题材创作而言,如何以艺术手段展现宏大主题,避免枯燥感和生硬感,让概念与论断落地成为可触可感的形象,达成相隔已久的历史时空与当下的情感连接是一大难点。在《觉醒年代》里,故事从陈独秀讲起。在他看来,“只有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觉醒之后,只有在旧社会和旧文明有了根本的改变之后,中国才有摆脱军阀桎梏的可能”,于是创办刊物以启民智,《新青年》应运而生,此后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也由此发端。

    年代之觉醒,始于思想之觉醒。剧集以《新青年》为起笔着墨,通过其创办、发展历程这一叙事线索连缀起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大历史事件。剧集对政治性历史事件的描绘删繁就简,以艺术化的表达勾勒出时局轮廓和一系列文化事件的发生背景。人物群像粉墨登场,理念思想多元争鸣,在碰撞与交汇中,每一种探索的多重面相被打开,社会主义道路从多元思潮中脱颖而出的历史脉络与发展轨迹也由此清晰。

    革命历史题材犹如宝库,盛装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而让有价值的好故事成为动人心弦、好听好看的故事,离不开将简明的事件重塑为丰满的形象,将载入史册的名字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体。《觉醒年代》中涉及的许多风云人物,或铸伟大功业,或开风气之先,或引领思潮,或锐意求变,大多于历史中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是英雄的、不凡的,但在光环之外,他们也同样是普罗大众中的一员。让人物走下神坛,回归于人本位的创作,这些作为“生产偶像”的崇高角色才能达成对大众的精神感召,使观众在拉近的距离中寻得共通点、共情处,进而实现从感动到认同再到内化的可能。

    开场,陈独秀以不同于人们固有印象中的形象出现,披头散发、不修边幅,在一众激昂辩论的学生中趁乱拣饭,吃得气定神闲;到北京为《新青年》成功谈成合作,他难掩喜悦直接躺进雪地,天寒地冻,和钱玄同相约陶然亭踏雪寻梅;听到英国人的无理要求,直接一脚踢翻凳子……随着剧情推进,一个性情热烈、好恶分明、真诚率真的陈独秀跃然眼前,而在家与国之间,面对儿子的指责与不解,他也有愧疚无奈,难言心境。这样的陈独秀丰富多面,甚至与人们往日的认知充满反差,但正是这种反差感让人物具有了“血肉感”。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为“神圣人物”营造出归于“人性化”的氛围,大师先驱们不再高高在上,也不一味“伟光正”,获得了贴近现实的多层次、立体化形象,有情有性的他们不尽完美但鲜活真实、可敬可爱。

    正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觉醒年代》对重要事件的呈现、人物命运的展现秉持着忠于史实的原则,同时从细节入手增添合理的艺术想象,将宏大叙事与微观传奇有机结合。例如第一集结尾,陈延年发现喝水的碗里有一只蚂蚁,他轻轻将其挑出来,小心翼翼地放生。对蝼蚁的生命也抱以同情和敬畏,无须赘述,一个心怀悲悯的青年形象由此立住。再如陈独秀与蔡元培嗑瓜子一幕,镜头反复聚焦瓜子皮,陈独秀将瓜子皮都放在蔡元培面前,蔡元培则主动将两人的瓜子皮拢于自己一侧,这种不同处理映照出两人的鲜明个性:一个不羁随性,一个大度包容。细腻婉转、灌注情感的艺术表达让革命历史题材更具感染力,厚度与温度水乳交融。

    如果说陈独秀的出场形象令人惊讶,第三集中青年毛泽东的出场方式则更令人耳目一新。长沙街头,细雨蒙蒙,他踏水而来,冒雨奔跑,不怕淋湿衣衫,只紧紧护住怀中新鲜出炉的《新青年》杂志。两分钟的奔跑既无旁白也无台词,长镜头扫过芸芸众生,透过他的双眼呈现出一幅旧中国的图景:乞丐在污水中捡拾残羹剩饭,摔在石板路上的鱼无力地挣扎,老迈的水牛穿行而过,穷人的孩子在路旁插标卖首,富家孩子在汽车里吃着面包,对窗外的一切漠不关心……画面颇具电影质感,主观镜头感染力十足,从风雨泥泞中踏步而来的这个身影看上去似有几分狼狈,但却带着新思想新希望毅然前行,成为一道穿透黑暗的光芒,“无非一念救苍生”的内涵不言自明。

    泥泞、风雨意味着崎岖曲折的道路,《新青年》代表着理想信念和出路,在《觉醒年代》中,类似耐人寻味的象征得到充分运用。反复出现的蚂蚁、青蛙、老牛暗喻当时中国人的处境和不断的求索探寻,袁世凯府邸天空一片黄昏末路的景象……言约旨远,多种意象的使用赋予作品更多维度的理解和阐释空间,景观化的影像也让严肃叙事更富于观赏性。

    从《山海情》的悄然出圈,到不少网友感慨《觉醒年代》令人动容,让人眼前一亮的主旋律题材作品日渐增加。事实上,人们抵触的是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僵化套路的演绎和虚假悬浮的想象,而《觉醒年代》以戏剧性的表达,将主题、情感有机融合,实现了基于真实的“共情的传递”。对主旋律题材创作而言,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间的平衡点,在审美趣味上贴近观众,以真情表演打动观众,先把故事讲好,好故事的魅力、意蕴与思想自能抵达人心,完成“精神的引领”与“教化的感召”。

责任编辑:沈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