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特别是我国比较优势变化，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抉择。落实好这个重大战略抉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重要的体制基础和保障条件，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努力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
推进体制改革，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培育形成自动调节促进国内经济循环顺畅的内在机制，是形成和保障国民经济内部循环在各个环节上有机衔接、有序畅通、高效运行的必然要求。畅通国民经济内部循环，就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通阻碍国内经济顺畅发展的堵点，提升供给体系与国内需求体系的适配性。至关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健全要素资源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畅通要素资源市场流动的体制机制。为此，要继续深化推进针对性更强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消除“条条块块”间各种阻隔资源流动、分割要素有效配置与市场化流动的樊篱，坚决化解阻碍我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各种阻力和障碍。
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市场配置资源从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日益深化。1978年，我国92%的农产品、100%的生产资料、97%的日用商品价格由政府价定，目前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由市场形成。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1978年全国个体经营者只有14万人，截至2020年3月，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25亿户，其中企业3905万户，个体工商户8353万户。据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98万亿元，增长11.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6.6%。
但也必须看到，在现行行政区划下，以及行政主导经济发展力量仍然很强的机制下，地方本位主义及其各自追求加快发展的动因，地区间利用行政性要素比拼竞争，导致市场资源流动不畅、资源配置分散、生产力布局同构和碎片化的情况依然存在。由于行政区划和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力量大于区域间资源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力量，切割、分化、抵消市场机制运行效率的情况还不少，导致相邻省份之间产业同质化程度较高，城市群内部相近城市的产业结构相似度也很高，而主导产业优势与特色不明显，同时一些隐性的市场樊篱还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些都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县内的自我循环。这就需要各地在未来发展中，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地坚持系统观念，更多地将一域一地的发展置于全国发展“一盘棋”中来权衡；自觉地将本地区的发展置于贯彻落实国家已经形成的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来平衡；理性、客观地将自身的发展置于周边地区的生产力布局、国土空间布局的现实条件下，在客观分析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来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与谋划。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有机衔接起来，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决不能再走割裂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组织要素流动和自我循环发展的路子。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有效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举措，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的要求。
发展实体经济，提高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
目前，行政区域间生产力布局同质化，特别是要素资源配置浪费和竞争无序，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在生产领域仍存在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矛盾。虽然去产能改革在消除落后和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有效解决，长期累积起来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而且新的、动态性的供给需求结构性矛盾还在不断出现。市场盲目冲动、行政力量盲目支持，助长无效资源配置和低端制造盲目发展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本该淘汰的低端、落后产能在区域间转移、交易的情况还时有发生。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放松，更加重视和解决供给结构不平衡、长短板不均衡，特别是解决好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供给能力薄弱、技术供给不足、关键技术缺失的矛盾。更多地用市场、法律手段推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和理性竞争，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市场动态平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尤其是放在发展制造业上。近年来，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2019年我国制造业的比重为27.2%，比2012年的31.4%减少了4.2个百分点。推进传统产业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创新升级，是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应该看到，在未来的发展中，传统产业依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其进入全盛时期，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产业，国计民生、人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大量的传统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产品。
不过，传统产业必须跟上世界科技进步的脚步，运用新兴生产技术进行改造升级，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以适应社会进步、满足人们现代化生活变化的发展需要。既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高度重视推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引导、鼓励、支持传统企业利用现代科技特别是电子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政府要研究制定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又有利于引导、促进企业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改造投资，激励、推动传统企业创新的政策措施，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创新驱动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并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这是对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重视以创新推动发展、以科技创新破解困扰实体经济发展的短板制约，特别是有效化解制约内循环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等突出矛盾，突出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位置与作用的战略认知与实践认知的提升。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需要发挥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种机制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效力，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
比如，在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原始创新方面，可以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协调推进规划实施，集中国家资金投入，由科技部门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机构，围绕世界科学发展前沿、国际研究发展动向、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需要，统筹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组织开展系统性、跨学科研究；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以及推进成果转化应用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整合发挥科技、工业、发展改革、财税部门和工程院的力量，统筹规划落地实施、协调支持步调与步骤、整合集中财力投入、组合优化政策体系，更多地采用国家招投标的方式，支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并联合科研力量较强的企业组成科研攻关联盟，实施系统性研发攻关，并在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上形成鼓励支撑政策；在培育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则应更多地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引导、支持企业自觉推进技术创新，培养技术革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市场的力量锻造、培养一批像华为那样有创新意识、有较高创新研发投入、有较强研发人才队伍的市场主体。激发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保护知识产权极为重要。要以政府为主体，以法律保护为手段，坚决打击各种侵权违法行为；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改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形成以政府为主体、行业协会积极参与、企业协同配合，有效发挥社会监督的共同治理体系。
发挥比较优势，“走出去”与“引进来”有机衔接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经济封闭运行，而是要通过发挥内需动力，吸引外部要素资源自发地、更多地流入，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加联通、相互依存。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系统完备的配套能力，目前拥有41个工业大类，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增长空间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优秀企业、资本技术要素汇聚。我们要因势利导，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整、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高、经济韧性强的比较优势，以更优的市场营商环境、更稳定的开放政策和更有活力的制度安排，利用国际要素助力、促进我国技术、产品、市场、产业创新。既要大力提高我国商品与服务走进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出口商品与服务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向国际市场产业链供应链中高端延伸，又要大力提升动态化地适配国内市场需求的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
要研究通过采取一些有效且被国际市场接受的开放合作方式，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研究型大学冲破封锁樊篱，积极参与世界基础科学研究，为创新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支持，也为全球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从畅通和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入手，根据制约产业发展和技术应用中一些关键材料、零部件、技术等短板和重要“卡脖子”环节，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上，研究可行的方式和途径，积极开拓与国外科技研究机构、企业进行技术交流的渠道，有针对性地进行自贸区政策试验，吸引外国企业设立生产基地、合作研发基地。进一步提高“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有机衔接能力，加强与西方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清洁生产、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为题材，加大与国际机构、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交流与合作，推进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生态和环境保护发展，以我国承诺的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抓手，积极探索开展与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