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又响了。
听筒里冒出的消息很要命，是新增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病例。
2021年1月，在石家庄藁城区增村镇附近的两所中学里，驻扎着300多个流行病学调查员。学校教导处改成指挥部，最里面的桌子搁着一部电话，它一响，任务就来了。
接下来的行动，要足够快。
1
快！
1月2日，河北医大二院确诊一例新冠肺炎患者。
石家庄疾控中心副主任梁震宇立即赶到医院，调出监控视频，排查那位患者确诊前“接触”过的人，包括家属、医生、同在急诊科的其他患者，甚至还有清洁工和一个她问过路的人。
患者来自石家庄藁城区小果庄村，初步锁定的密切接触者超过了200人。
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师鉴记得，2日当晚，小果庄村已经紧急“封村”，针对附近区域居民的核酸检测，出现了多个阳性结果。
“事态严重了。”师鉴说，信息被迅速上报，3日早晨，国家专家组已经抵达石家庄。
3日这天，河北省沧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丽敏预感到：“我们可能要做去石家庄支援的准备了。”
“那可是本土病例，存在了一段时间，不知扩散到什么程度。”她回忆，自己当时甚至盘算了一下，如果出发，带谁走。
第二天晚上11点，沧州疾控接到通知，24名市、县疾控人员组成的流行病学调查队连夜出发，庞丽敏担任队长。她带上了“老人儿”，也带上了新手。
“‘演练’100次，只要有那个‘演’，就比不上一次实战。”她说。
与此同时，保定、邯郸、唐山、衡水、承德、秦皇岛……都组建了流调队赶往石家庄。
5日凌晨，流调队员不断抵达藁城区增村镇刘家佐中心小学，这里是疫情的“焰心”，距离小果庄村1公里。单日确诊病例还在增加，从个位数跳到两位数。
流调是份苦差事。正如每一期新学员培训都会听到：“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接到新增阳性病例报告，流调人员要争取尽快赶到现场，面对面提问，包括14天以来，你见过谁，去过哪儿，参加过什么活动等。这些信息会形成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为寻找病毒源头和阻断病毒传播提供数据支撑。
“说白了，流调就是找上家、找下家、摸清轨迹。”梁震宇解释，“上家是传染源，看有没有控制住，下家是疫情可能播散的范围，要提前采取行动，走一步看三步，下先手棋。”
行动要足够快。
按照国家方案，个案调查表要尽可能于24小时内完成，这一次，藁城流调队的规定是4小时。
2
那台要命的电话，最多时一天带来100多个流调任务。
“说真的，很恐惧。”梁震宇说，“石家庄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得赶紧弄。”
流调人员像一群织安全网的人，编织起来的信息越准确，脉络越分明，病毒就越难通行，“防住了，我也许能回家过年”。
1月18日中午，即将执行任务的马琳把女同事的碎发小心拢起，一点点塞进防护帽里。拉上防护服拉链后，她又从下往上检查了一遍。
“忍着点儿疼。”她用力摁住同事口罩上的密封条。最后，她给每一副护目镜上的松紧带打结，防止它们忽然绷开。
“冲的时候要勇敢，但不能不讲科学。”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藁城流调队的队员说。
出一次现场，组员的配置通常是，一个提问者，一个记录者，一名公安人员，一名负责全员消杀的安全员。
“医院一般是疫情的最末端，而我们是最前端。”在前往隔离点的路上，马琳解释，“医院知道面对的是确诊病例，但我们不知道会面临什么，风险更大，要更注意防护。”
面包车停在藁城区一家快捷酒店门前，马琳再次确认了所有装备，包括用来记录的文具、手消酒精和垃圾袋。她戴上第二层手套，检查了每一个随行人员的手腕，确认防护服的袖子都紧紧掖在手套里。
真到了打硬仗时，气氛又要轻松。到病例所在的房间门口，马琳敲门，热情地打招呼。她保持着不算太远的距离，身体前倾，像晚辈探亲般地问：“阿姨，您元旦节过得好吗？”
她的问题是裹着花棉袄的导弹，看似家常，实则有着精确的目标。
“没吃饺子？”是问去哪里买菜买肉。
“叔叔好喝两口儿呗？”是问有没有参加村民活动。
“孩子们来看您了吧？”是问家庭密接。
现场流调对提问者的要求很高：要熟知个案调查表的内容，并梳理成通俗易懂的问题；要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聊天中找出危险因素暴露史和发病后的密切接触者；要思维缜密，有质疑和印证信息的能力；还要忍耐，在被调查者不配合的时候不放弃。
“你把对方当成一个具体的人，你才能得到想要的数据；你要是把对方当成数据，你恰恰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庞丽敏说，“不能说我穿着这身衣服，我就能强制他，就能高高在上，我得想像我是他，得多担心，多害怕。”
有时，这些提问者要“察言观色”“斗智斗勇”，最不济的时刻还得“拿传染病防治法吓唬一下”。
确诊病例“面对面”了，但同时锁定的密切接触者多到来不及见，就一个一个地打电话。驻地中学的教室，课桌三三两两拼凑起来，桌上是电脑、文件、电话座机，桌下的地板爬满电线。
任务多的时候，流调队员要从早上7点忙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梁震宇记得，有一部电话最先停机了，因为拨出次数太多，又没什么“规律”，被电信运营商误认为“诈骗”。
3
与此前不同，河北省遭遇的这轮疫情，核心在农村。
小果庄村地处三县交界处，年底村民活动频繁，基层公共卫生脆弱的防线很快被病毒击穿。村民年龄偏大，爱串门，不习惯戴口罩，总体的文化水平有限。一旦出现本土病例，疫情极易扩散。
“预防”失效后，流调的难度也大。
有一次，马琳接到一个确诊病例，是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打过去，对方说藁城方言，她听不太懂。她想“视频面对面”一下，对方用的是“老人机”，实现不了。再打过去，电话关机了。在公安机关的辅助下，她联系上对方亲属，这才知道老人已被接到定点医院救治，手机没电了，也没带充电器。她又找到老人同病房的患者，请人代为询问、翻译，“扯着嗓子喊，满屋子都是我们组的声音”。结果那位病友说着说着，误报了自己家的情况。
“农村一个地方的人，叫昵称、小名的多，同名同姓的也多，他的闺女正好和老人家亲戚同名，我们追查下去，以为名字对上了，结果却闹了个乌龙。”马琳回忆，她没放弃，换了个线头，从老人请的水管工往下查，锁定了这条传染链的源头，最终完成了流调报告。“如果说这个案例是很多因素赶巧了，那么还有一些，是人为的、刻意的隐瞒。”
流调队曾遇上一个特别麻烦的案例，对方经营铺面，客流量大，顾客停留时间长，其中一位顾客确诊后，马琳和组员找到老板，他也确诊了，但拒绝提供任何信息，民警出面也无果。
事实上，这位老板清晰地记得，自己与确诊病例接触过。为了“洗脱嫌疑”，他曾在得到消息后专门跑到另一家店去消费，谎称确诊病例到自家店的那天，自己在别人店里，制造“不在场证明”。
与流调人员沟通的过程中，他和妻子不断“交流”“串词”，故意说错日期。最终，还是老板娘顶不住压力，提供了几位顾客的联系方式，揭穿了丈夫的谎言。
“他甚至编出，去哪儿吃过饭，有多少人，在角落吃，刻意离大家远一些……叙述特别完整。”这些虚假信息耗费了流调人员大量的时间。
但马琳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他会担心以后没人去店里了，会担心营业资质受影响，会担心个人信息泄露被网暴……”
庞丽敏有同样的感触。在她看来，传染病患者顾虑很多，比起疫情扩散，他们更怕被人歧视和疏远，怕人追责和埋怨，怕影响生计和生活。尤其是在农村，“对政策的理解和对结果的认识也不足”，乡情又很重，说出密切接触者，在很多人看来带着“出卖”的意味。
每一次面对流调对象，庞丽敏都会先承诺“保护隐私”。她去年追过一条从武汉到沧州的家庭传染链，一点点挖信息。面对这个执着的女人，那家人终于放下了防备。
“他们意识到，这事儿对他们家已经不太重要了，但对我，对别人来说依然很重要。”她觉得很感激。
在面对过患者各式各样的恐惧、顾虑和抵触情绪后，梁震宇说，“人”比“病人”要复杂得多，流调队员面对的不是他的疾病，面对的不是病毒，而是这个人复杂的生活和思想。
辅助流行病学调查的技术越来越多。手机信号追踪能还原行动轨迹、车票实名制能锁定密接者、视频监控和人脸识别能确认身份……还有新开发的流调系统，一边采集录音录像，一边实时转化成文字，自动整理、分析，拎出关键信息。这个系统最有趣的功能是“方言模块”，据介绍能听懂“武汉话”。
河北省在针对本轮疫情的流调工作中首次引入了公安队伍。在藁城流调队的驻地，随时可见身着制服的民警。“比起一些年轻的疾控人员，公安人员的心理素质更好，社会经验更丰富，他们能快速找到要找的人，他们的身份也是种震慑力。”梁震宇说。
4
流调报告的第二站是分析组，那是一份“和数据打交道的工作”。
从一个感染者找到一群密接者，这会形成一个枝干。枝干多了，就需要不断分析，复盘轨迹，找到交会点，幸运的话，有时能像一棵榕树，从无数支柱根出发，找到主干，找到真正的根，那就溯源了。
对普通人来说，排除刻意隐瞒的情况，将14天的生活片段完全回想起来是很困难的。需要流调人员现场提示，也需要“回头看”，用密接者或相关病例的信息反复印证，拼凑完整的链条。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七版）》对“密接判定”有清晰的规定，一共9种情况。但在现实的流调工作中，一些情况比较“复杂”，难以判定，考验“水平”。
“比如说打车，光知道几点，但出租汽车司机的信息完全不掌握。”梁震宇说，“或者去了一家快餐店，但不认识坐在一起的那个人。”再比如学校里一个班级，有了一个确诊病例，是否应该全班、全校判定“密接”，要根据接触方式、防护情况综合判断。防控的圈画小了，有可能漏网，但圈画大了，社会的代价实在是太大。
为了追求精准，流调队专门成立了一个“质量控制小组”，遇上“疑难”，开会讨论。
在梁震宇看来，只有1个病例的时候，可以“严”一点，把可能的密接者都隔离起来；但当出现10个病例时，隔离的代价就显然不同了；如果是100个，那就完全不一样。还有些密接者不是现场流调后马上能追踪到位的，特别是商场、医院等公共场所，得反复回看录像。很多信息交综复杂，传播链条多，密接的密接还有密接，因此每一个病例都要有流调队员专门跟踪，查着查着与别人的链条有了交集，把信息传递过去接着查，最终能慢慢串起来。
因此，一份流调报告即使已经递交，依然是“动态变化”的。
庞丽敏通常要求自己在24小时内完善最终的报告，因为“时间太长，防控最有利的时机就失去了，也就没有意义了”。
“流调队是摸第一手资料，发现几个密接先报过来，我们就能赶紧追踪、排查、隔离、管控，也许能及时避免一波疫情的扩散。”师鉴说，这位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率领流调分析组，驻扎在藁城的一家酒店里。一起驻扎的还有国家专家组领衔、广东省疾控支援、石家庄市公安局参与的溯源组。
与现场流调队热闹的驻地不同，这间酒店寂静极了。办公地点设在铺着地毯的大会议室，听不见脚步声和谈话声，只有键盘和鼠标按键作响。
据分析组成员、河北省疾控中心张海霞介绍，组员要分工协作，首先对所有的流调报告进行汇总、编号；接着录入数据库，提取关键信息，将文字段落表格化；然后进行数据处理，绘制病毒传播链分析图、家族聚集性病例关系图等；最后由专家汇总成综合性的“日报”，为疫情防控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
“工作量特别大。”张海霞说，信息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流调队传来，进入精细化处理的流程。
每天，分析组把当天流调报告梳理出来，跟着病例数走，最多的一天有100多个。通过这些报告，他们要找出“特点”和“风险点”，当天出2-3份“日报”，有时还得分地区写。病例少的时候，他们会进行专题分析，看流调信息是否全面、病例的影响范围等。前不久，他们又开始评估疫情再发生的风险。
驻扎藁城10多天后，当张海霞打开一份表格，输入“婚宴”“医院”等关键词，相关的病例信息就会成组地显现出来。在另一些已经绘制完成的传播链分析图上，几代病例的感染途径清晰可见。
1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在石家庄说，“这次疫情溯源可以说是近年来最艰难的一次”。
遗憾的是，因为本土病例存在时间较长，截至发稿前，河北本轮疫情的源头尚未追溯到。记者试图采访溯源组专家，也未得到回应。
2021年2月6日0-24时，河北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2月7日，驻扎在藁城的联合流调队正式撤离，接下来的工作由藁城区疾控部门接管。
张海霞所在的分析组还没撤，他们要完成城区的消杀工作，还要参与总结和汇报。
这个1988年出生的女子自称“特别理性”，她的日常敌人包括霍乱菌、炭疽菌等。
但她也有特别感性的时刻。半个多月前的一天，她收到一份流调报告，尽管没有面对面，但病例的“流行病学史”引起了她的注意。
“那是一名中学生，父母离世了，和祖母生活在一起，而祖母刚刚确诊罹患肝癌。”
那一刻，张海霞更确定了，她面对的，从来都不只是数据。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鲁冲、实习生文露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