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经常在地图上看黄河
█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
《黄河与中华文明》，葛剑雄著，中华书局，2020年9月。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古以来，黄河安澜就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的保证和象征。那么，为什么说黄河是母亲河呢？她和中华民族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孕育出辉煌的文明，她的独特面貌是如何形成的，又应该如何治理呢？
葛剑雄，著名学者，尤精于历史地理、人口史等领域。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等，主编有《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等。
在距今115万年前的早更新世晚期，在今天中国的北部出现了一些互不连通的湖盆，并各自形成了独立的内陆水系。此后，随着西部高原的抬升，一些河水不再流入湖盆，而是流向地势低的东方。有的湖盆缺水，甚至断水，有的被新形成的河流连通，成为河流的一部分。随着地势高差的增加，更多的小河汇聚成较大的河，或者没入了其他河道，或者侵夺了其他河道。水量的增加和流水比降的加大，加剧了对河床的下切和两岸的侵蚀。在黄土高原，这种侵蚀和夺袭尤其明显和迅速。历经105万年的中更新世，各湖盆逐渐连通，构成黄河水系的雏形。到10万年至1万年前的晚更新世，黄河演变为从河源到入海口贯通的大河。
比起形成于300万年前的长江来，黄河要年轻得多。
黄河，中国的第二大河，世界长度第五的大河。发源于青海高原的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经过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九个省（自治区），流过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687千米，水面落差4480米。流域西界巴颜喀拉山，北抵阴山，南至秦岭，总面积81.31万平方千米（含内流区面积4.2万平方千米）。在历史上，黄河曾多次改道，一度注入黄海，其流域范围、面积也有过较大变化。
年轻时，我经常在地图上看黄河。当时看到报道，毛泽东主席在视察黄河时曾说过，他希望能骑着马沿黄河走一次。看到黄河上游蜿蜒于高原雪山之间，两岸都是深棕色。那时我的职业是中学老师，与考察、研究、探险沾不上边。自己拥有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自行车，每个月的工资不过三四十元，我自然不敢发这样的宏愿。
1966年11月我乘火车由上海去北京，驶出济南站后我就急切地看着窗口，终于第一眼见到了黄河。只是不无失望，与我此前在南方见过的江河相比，丝毫感觉不到想象中的黄河应有的气势。1978年后我成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大学教授，有机会在郑州、风陵渡、开封、兰州、炳灵寺、包头、河口村、银川、三门峡、壶口、老牛湾等地观赏黄河，感受黄河，考察黄河，或在岸边驱车，或走过跨河桥梁，或沿峡谷步行，或在河上泛舟，或在遗址怀古，还有几次在飞机上俯瞰，这才目睹黄河的万千气象。但是我知道，尽管道路交通建设飞速发展，但在黄河上中游的不少河段，还没有修通沿河岸的道路，要绝对地沿着黄河走一遍，无论是骑马还是开车，依然只能是一种愿望。
1981年至1982年5月31日，一位考察家完成了徒步全程考察黄河。看了他的事迹，我知道常人是不可重复的。我有自知之明，只能企盼再多看几段黄河。
1987年6月，我与一位同学从上海乘火车去格尔木，准备换乘汽车去拉萨。车过洛阳，我们的车厢上来母女两位女士，那位年轻的女士还有些面熟，她们的铺位就在我们的旁边。第二天交谈后，才知道是漂流黄河勇士郎保洛的妺妺郎保湘女士和她母亲。郎保洛已在青海黄漂中殉难，她们是去料理后事的。后来见到报道，这支黄漂队在付出了包括郎保洛在内的7位队员牺牲的惨重代价后，终于在9月25日胜利漂至黄河入海口。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卫星遥感照片，从黄河源头一千米一千米地看到入海口，甚至在重要的、有特色的河段一米一米地看。但非专业人士不会有这样的兴趣，也不可能都看懂。既然如此，就请热爱黄河、渴望了解黄河的朋友们，与我一起从源头出发，纵览大河上下！
无可争辩的地位：本土古人类的发祥地
现在的黄河自西向东共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九个省和自治区，而在历史时期，黄河下游还曾经流过今河北省、天津市、安徽省、江苏省四个省市，整个黄河下游总冲积平原的面积共约25万平方千米。今天的海河水系是在公元3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和形成的，而黄河夺淮的历史直到1947年才最后结束。因此，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面积比今天要大，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千米。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在汉代就被尊为“四渎”（当时认为四条最大的河流，即黄河、长江、淮河、济水）之宗。黄河一向被称为哺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黄河流域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如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辽河流域、燕山山区等地新的考古发现，有人对此说法提出了异议，有人认为有关黄河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地位的历史应该重写，或者说中华文明不止这一个摇篮。还有些人认为，黄河自古以来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灾害，黄河对中国弊大于利，甚至黄河是近代中国落后、封闭的根源。
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就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据迄今为止的科学研究包括考古发掘的成果，上述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特别是近年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已经对这些质疑作了明确的回答。
遗传学家研究人类基因结构普遍的共同性及其流传分布的过程，肯定人类都起源于东非，大约在8万—10万年前迁入中国。但另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在中国境内的确发现了大量在10万年前就存在的古人类及他们留下的遗址、遗物。对这些古人类及他们存在年代的鉴定，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那么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古人类以后全部灭绝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完全是来自非洲的古人类的后代；一是尽管今天的中国人主要是来自非洲的古人类的后代，但在中国本土的古人类并没有完全灭绝，其中一些人已经融合于外来的人口中。
我认为，无论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在探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时，中国本土古人类的存在和活动都不应忽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非洲迁来的古人类到了中国以后为什么选择某些地方定居呢？除了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外，有没有此前的本土古人类活动造成的因素或留下的条件呢？所以讨论本土古人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是有意义的。
考古学一般将距今二三百万年至一万年左右的时间段称作旧石器时代。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大约有两千处，其中近一半分布在黄河流域。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是蓝田人，距今已有70万—115万年，1963—1964年发现于陕西蓝田县公王岭，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蓝田人的年代还应更早。其次是北京猿人，亦称中国猿人，距今约70万年，1927年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中。发现于黄河流域的距今3万—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还有山西襄汾县丁村的丁村人、陕西大荔甜水沟的大荔人、山西阳高县许家窑的许家窑人、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的河套人等，时间稍晚的人类文化遗址还有山西朔州市寺峪遗址、河南安阳县小南海洞穴遗址、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等。这些遗址不仅分布面广，内容丰富，而且持续时间长，具有连续性。如北京周口店的遗址，既发现了约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也发现了距今18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
当然，黄河流域之外也已经发现了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如目前我国最早的元谋猿人的化石是在云南元谋县发现的，距今约170万年。还有安徽和县的和县人，也有三四十万年的历史。此外有马坝人（广东韶关）、长阳人（湖北长阳）、柳江人（广西柳江）、资阳人（四川资阳）、左镇人（台湾台南）等。但除了元谋猿人外，其他的都晚于蓝田人和北京人，数量和延续性方面还不能与黄河流域相比。
所以，尽管其他地区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但黄河流域无疑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发祥地，所起的历史作用自然要大得多。（本文摘编和转载自葛剑雄先生著《黄河与中华文明》，前后两个部分分别源自该书序言和第二章“黄河——中国的母亲”的第一节，如有正式引用请以原书为准）
《黄河与中华文明》开首之“引言”部分，即阐述了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从理论角度为黄河治理以及黄河的重要性提供了充分论证。以下七章，首先梳理黄河地理全貌，随后从黄河如何孕育中华文明、古人对黄河的考察与认识、黄河为何浑浊而容易泛滥、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如何治理黄河等各方面娓娓道来，梳理黄河的历史沿革、地理变迁，展现黄河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最后展望新形势下的黄河发展，指出新的黄河文明的创建不仅是美好的愿望，而且有坚实的基础，期待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黄河儿女不断创建新的文明，黄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母亲永葆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