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自己的“书房”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把想象中的景象搬到现实中来，甚至如同图书馆那样装上轨道移动书架，满屋满地满桌满床都是书，可理想总是在现实前面花枝招展。丢掉幻想先吃饭吧，面对骨感的自己马上做的是从床上下来，穿好鞋子上路。

1984年的10月，刚刚20岁的我中专毕业了，分配到市政府机关，住进了集体宿舍。下班后一群年轻人凑一块儿大都是娱乐，也没什么规划和目标。一年后我调到了团市委，先是去了农村支教一年。回来后终于有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宿舍，好在是我一个人。这也是经过反复的“斗争”，才把这间宿舍的“居住权”，从市委书记的秘书手中“夺”回来的。本来是两张床，机关一位同事要用，那正好给我创造了“独居”的条件。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两个小箱子，就成了我的“家”兼“书房”。一次，机关正制作宣传橱窗，我就捡了一些扔掉的边角余料，自己拼接着钉了一个小书架。四个框架周边用牛皮纸糊好，摆在桌上还真挺像样，放上书后就更“气派”了。这在市委、市政府的两栋集体宿舍楼里也是“独树一帜”的，令不少人羡慕不已。

在这儿，我开始了自己在“书房”中独自“夜垦”的生活。

一晃就是9年。

    在这个“陋室之居”，我“随心所欲”；在这个“弹丸之地”，我“挥霍青春”；在这个“无名之庐”，我“无忧无虑”。一时也曾将小屋趣称“闲人居”，也曾与前后楼的几个青年朋友谋划戏设“闲人分居”“闲人支居”“闲人第一支居”……为的是形成一种读书学习的文化氛围。虽是笑谈，也是雅趣，更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息。就是在这间小屋里，我拿出了“夜守油灯苦攻读”的劲头儿，一个学财会的中专生，偏偏喜欢上搞新闻，非要把自己“砍”成科班，把青春激情和智慧，把赤诚理想和信念，都融入工作和笔端。为各级媒体写新闻稿件，为央视写“神州风采”专题，为大型活动写脚本，开创了共青团宣传工作的新局面，也使唐山团的宣传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半年的专职宣传干事，在媒体上刊发稿件70多篇，而且还上了央视、央广、中青报等媒体。

    1989年的夏天，北京的学潮波及到唐山。一天的午夜，一所高校的学生喊着口号，从宿舍旁边的大道上经过，到另一个学校召集学生。一阵口号提醒了我，马上穿衣一探究竟。我怕有意外，出门时还带上了工作证。我推开学校大门直奔学生宿舍，看学校党委书记等领导在做学生的工作，学生会主席也在一旁，我便嘱咐他“别掺和进去！”了解了前后经过，我便去学校的总机，拿出工作证跟值班人员说明情况，给当时的团市委书记家打电话汇报，并提出建议说：“咱们是搞青年工作的，多了解点情况没坏处。如果你没事儿就来现场看看！”他听了我的建议，骑车赶到现场，在宿舍听了我的详细说明，之后他去了市委。第二天得知，市委常委的紧急会议是凌晨三点多召开的，他向市委领导做了全面汇报并提出建议。团市委的中层干部都派到各高校做联络员，这都是当时我提出的建议。其中联络员们及时向市委汇报情况，让省和中央及时了解唐山学生的动向，为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一位主任写的情况反映还被中办有关部门采用了。团市委的反应及工作受到市委的肯定，认为在关键时刻反应敏锐、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措施得力！不久，那位写信息的主任调到了市委办公厅。

    学潮平息后，针对当时的形势，我提出了“党不仅要管好党，更要管好团”的说法。那位主任说：“那还管好工会、妇联不？”我反问他：“哪个组织写进了党章？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呀？”那人无语了。团市委领导也对我说：“昌秋这事儿办得不错！政治敏感性强，反应真快，为团市委树立新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多少人看到、听到这事儿了，但都没有从政治高度和工作角度考虑。这就是青年干部的素质学养和责任。”我说：“到啥时候人都要明辨是非，懂得事理。关键时刻把握住自己，一生中只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不犯错误就能立足，因为那是原则问题。至于说话方式、脾气秉性那只是素质和性格问题。”学潮后单位也曾考虑提拔我，我跟领导说：“一辈子也熬不到一个县级干部，你还是让我上学去吧！”就这样我得以“出国”上了奉天沈阳进修。临行时领导嘱咐我努力学习，顺便还说了一句：“看来你宿舍那么多书没白买！”

    1994年4月28日，我正式调入唐山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一名专业的记者，做舆论监督和深度报道，终于有一个“折跟头打把式”的平台。这天正好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殉难纪念日。打那时起办公室又成了我的“书房”，只是和四个同事挤在一块儿。每天晚上夜深没人了，我才开始耕种那片“自留地”。给自己定了目标：好稿不过夜，坚持抢独家;篇篇有响儿，时时听音儿；播出超额，见报百篇。那段时间里我上满了“发条”，全天候地融进了新闻采写编。为此我还准备了一块垫子，赶上有紧稿好稿就打个地铺。在铁皮箱里备好红T恤、手电筒、巧克力、风油精、小细绳、胶鞋、雨衣、安全帽、摄影背心等，准备着一旦夏天有紧急任务随时出发。去抗洪一线，这些都有用。到了年底我一“拢账”，在高质量完成电台工作任务后，见报稿113篇。全广电局对省以上发稿700篇，我占十分之一。特别是唐山开办企业家市场的报道，对外发稿21篇，其中19篇出自我手，在市委的《快报》上反馈受到称赞。就是在这儿的“书房”里，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我第一个报道了唐山大地震时，毛主席是如何关心惦念唐山人民，毛主席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是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告。

    就在这年的汛期，唐山遭遇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洪灾。在北部山区的迁西县，长河咆哮冲垮了道路桥梁，冲毁了庄稼房屋，上营地区的瓦房庄乡金龙口村尤为严重。有关人员劝阻别去一线采访，因为太危险了。在我的坚持下，我们绕过冲垮的桥梁，徒步3个多小时到达现场，采访了受灾的农户。返回的路上又遇到大暴雨，在齐胸深的水中，拽着绳索过河，险些被冲走，直到凌晨4点才返回县城。6点多得知戏楼水库又有险情，我又赶到了现场。报道播出后反响很好，保险公司的领导说：“有了这篇报道，向省公司汇报就不用再写材料了！”这篇报道在省里获了奖。

    作为一名入行不久的新兵，努力争取做全天候、多技能的全能记者，消息、通讯、评论、录音、录像、摄影、排版、策划、活动“十八般武艺”全都行。我常告诫自己：眼睛小，视野要开阔；身体瘦，骨头要坚硬；良知正，心胸要宽阔。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关心百姓买煤难；解决小区环境问题；亚洲最大的人工养虾场绝收；京山铁路改线工程遭破坏等一系列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新税法》、《广告法》、《监狱法》实施后，我的一系列报道在国家媒体刊发，为这些法律的修定提供了典型的案例。《监狱法》刚实施第一年，唐山南堡监狱让一部分临近刑满表现好的服刑人员回家过年，这是我国监管工作的一个大胆创新之举。我要去采访，但没有录音机，找台长协调未果，作为电台记者只好写文字稿。《高墙内走出探家人》很快被国家、省媒体采用，还获得省法制好新闻奖。第二年，我又约了《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采访，在中青报整版刊发了《王士勤过年》摄影专题，王还被减了刑。这事儿就搞了两年，两年中的春节，我都走进了监狱，在那儿感受了别样的年味儿。看到王士勤带着儿子跪在父亲的坟头，泪流满面忏悔时，我也感慨万千，人的一生走正道儿才是硬道理。

    面对矿产资源税的缴纳，唐山地税局与首钢有一场“法与权”的较量。首钢的矿山公司在唐山的迁安县，他们应当向地方缴纳4亿多元的矿产资源税。因对方的不照章纳税，最后唐山地税依法扣压了首钢矿山公司的部分非生产用车，进行拍卖抵税。这是我一直关注的新闻事件，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和采访。在拍卖现场，当拍卖师锤一落，我就发出了传真，河北经济电台当即插播了消息，在所有媒体中第一个进行了报道。之后又深入采访，在《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南方周末》《粤港信息日报》《文摘报》等发稿，直至最后取得胜利，我一直连续追踪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向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时明确提出：详情请见《中国青年报》。一时惊动了国家和省、市领导，地税人和领导们都说，如果没有昌秋的报道，这事儿还会有阻力，很难办妥！我说那是法律的尊严，正义的力量！因为我们是法制的社会。

    篇篇掷地有声的报道，件件为百姓说话的稿件，使得这个节目影响很大，收听率越来越高。门卫的师傅一见面就说：“爷儿们，只要你走了，我们就可以关门，你是一年掌两年的灯啊！”“好稿都是点灯熬油熬出来的！”听了这些话，我还挺得意的，觉得自己还有潜力，还可以再进一步，在这“午夜书房”里大干一场。

    没想到的是我被“收拾了”，停止采访俩月，扣两个半月的奖金，暂时离开所在的节目部，躺着“中”了一枪。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二，台长找我宣布的这事儿，顿时我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眼泪差点出来。记者是我钟爱的职业，新闻是我追求的事业。在一次同学的聚会上，大家让我最后说几句话：“半生悟红尘，寻梦一点真。落花去无意，春风约故人。”那一点梦想成真的事儿，就是当了记者。一位省报的同行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我早已为昌秋拟好了墓志铭，这里埋葬着一位为新闻而生，又为新闻而死的人！”许多人都非常赞同他的说法。到电台当了记者后，远在60多里外的老父亲，特意买了新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听我们采写的报道。如果有什么不妥或错误，老人家会着急的。我说罚了可以，是不是可以“戴罪立功”，让我干活儿？台长“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但我仍不死心，提出了把我周一定的采访任务完成，这事儿涉及到对方，他勉强同意了。其实，我也没定什么采访，只是再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罢了。不成想我采回的稿件《首钢缴纳资源税越整越明白》，当即就被一位副台长毙了。没办法，只好由中青报《经济蓝讯》发了头条。

    当我离开了我的“书房”，搬到司机休息室的时候，我努力使自己静下来“闭门思过”。捋了自己的“错误言行”，起因是唐海县招标治虾病。当年亚洲最大的人工养虾场几近绝收，唐海县政府向全世界公开招标治虾病，我采访后提出了先“抢发消息”，后发追踪深度报道。由于去唐海的两天没休息好，身体有点儿不适，到医院检查了心脏。直到市内其他媒体都发完了，我再问发稿的事儿，这下惹怒了主任：“你想啥时候发就啥时候发？你说了算？”我跟他争执了几句。他们觉得有机可乘，就以此为由“采取了措施”下了手。台长给我列了5条“罪状”：“一是你对外发稿多，我们也当过记者，不是一写就能发；二是你独往独来，好新闻都让你抢了；三是领导说不过你，你总是有理有据；四是你爱开玩笑，有你在就有笑声；五是有些稿件没按领导意图完成，惹得人家不高兴。”我听后觉得背后一股凉风掠过，心里一阵透心的寒意。这是我没想到的，过去我太天真了，把一切想得太美好了，把一些人看得太高尚了。

    我就此五条“罪状”予以反驳说：“台长，咱们不是鼓励对外投稿吗？难道我在台里的任务没完成吗？我的稿子写得不好吗？我就这点爱好了，业余时间写稿有啥不可以的？我刚到台里，你们说要搞独家新闻，不要跟着人家跑少合作，现在我写了独家的，不独往独来中吗？我又不是去赶集，叫一帮人行吗？不论到啥时候，有理才行，绝不是谁能说过谁的事儿。作为新闻单位，咱们更应以理服人。开玩笑是幽默，幽默是智慧，也是与生俱来的，又不是伤风败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儿，有什么不可以呀？新闻要讲真实性，要以事实为准，而不是按领导的意图去完成什么稿件！既然你们这样认为，怎么办你们随便吧！”扣了两个多月的奖金425块钱，我说：“正好赶上4月份是清明节，就当给台长买花圈了！”

    在司机的小屋里，我想到了神仙模范孙悟空老先生，在“八卦炉”里炼成火眼金睛的事儿，心里亮堂多了，就开始琢磨纪念唐山抗震二十周年的采访报道了。一下钻进有关的图书里，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经历过文革劫难和大地震的生死考验，“本官”还有过不去的坎儿吗？！我给自己解心宽。

    两个月中，台长两次让我写了检查，我说：“不会写！”他说不写那就“毕不了业”！我说：“随便！”过了一段儿时间，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说：“要不写个思想汇报吧，这么多领导呢，咋儿也得给我们个台阶啊！”我问写多长，啥时候要？他说：“你看着写，本周给我就中。”

    晚上在宿舍的孤灯下，我铺开了8开的大稿纸，顿时心中五味杂陈，想想一年来的“所作所为”翻江倒海, 面对迁安学生赠我的镜匾，看着自己的那双小眼睛，我又冲自己淡淡一笑，说：“写！”

    两天后，21页7000多字的《九十天的思想沉淀——简述一个年轻记者的成长历程》交给了台长。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其中的几句话至今记忆犹新：“文革被遣返回农村时，我感觉那是在整人！而到了电台，我感觉确实是‘帮人’！《梵高传》里有一句话，面对不公正的待遇，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抱怨。”

    最后我写道：葛昌秋精神不死！你们看着整吧！

    朋友们说这哪是什么思想汇报呀！这就是“一篇檄文”！也不知那几位台长看了是什么感想！可惜的是当时没留底稿。

    不久，我被安排到电台的外宣部。几次在公开场合局领导向我表示了歉意：“昌秋，这么多年台里有一个不好的风气——掐尖儿！你受委屈了！好好干！我相信你！”我说：“你们帮了我一把，又整了我一把，咱们一比一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把孙悟空放进八卦炉里，这还算事儿吗？”

    因为当初是他把我留在了电台，从团市委调这儿也不容易，咱既没权没势，又没人没钱的，得知要办手续的消息，我在他办公室深深的鞠躬致谢，说了四句话：“一是谢谢知遇之恩；二是士为知己者死；三是我还有好多毛病，要时常敲打；四是看我的行动！”他说：“昌秋，你的才气、脾气、个性我都挺稀罕，有人说怕管不了昌秋，我说如果管不了昌秋，那说明我们没本事！”这话让我终生难忘，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心胸，一个单位的格局。事实证明了一切！在外宣部我策划的几项活动，都成了局里和市里的重点项目。他也调到另一个市直单位当一把手了。

    几年后，“帮”我的那些人有的被举报免了职，险些有牢狱之灾；有的落聘待岗；也有的光荣退休。一次，在市委首届献计献策活动中，我得了金奖，他负责操持颁奖晚会，看到我后老远过来握手说：“昌秋，你能得金奖，说明当初我没有看错！”斯人已去矣，后者待来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春风不语漫白头。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别人也不晓得，在纪念唐山抗震二十周年的时候，我是怎样在《中国青年报》开设专栏的。当时台里根本不支持，提出了一系列的障碍因素。还曾设计、安排我去边远山区去驻村，名为帮助村里“整顿基层党组织，翻番致富奔小康”。理由是到电台没下过乡的优秀青年记者到基层锻炼，同时搞好外宣。我跟那位领导问明了市委的任务后，很客气地跟他说：“局长，我是中共非党员，革命群众，怎么去整顿党组织呀！况且市委也没有安排外宣的事儿，一个落后的村庄有什么外宣新闻呀！这事儿我很熟悉，一是我在农村生活过14年，二是我工作后又有了两年的下乡经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如果这样你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应当从干事干起！那就当不了局长！我被停止采访扣了奖金，算优秀青年记者吗？在电台的新人中，需要到基层的、没有下过乡的、值得培养的人多了，机会应当让给更需要的人！”几经较量和折腾，我决定还是别再叫板，尽管他们承认与“掐尖儿”的事无关，但毕竟咱们身在屋檐下，当我再找到那位局长告诉他我要下乡的时候，他问我：“昌秋，在这儿是听谁的？”我回答：“当然听你的，我到基层艰苦的地方锻炼去！”他又说：“听我的，你就别去了，因为台里决定安排别人了！”我又答：“那好，我听话！”其实，我是想着我的“专栏”，如果到了基层就没法办了，而且在纪念唐山大地震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二十周年。

    在纪念唐山抗震20周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特为我开设了《我与唐山二十年》的专栏，时间长达四个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迟浩田将军专门写了开栏文章。这也是国家级大报为基层通讯员开专栏的首例，专栏被写入报史。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辗转唐山、河北、北京等地采访，一张老照片，一张新照片，记述了抗震救灾者与新唐山的故事。

    本来是想在元旦开栏，因为没有经费而不能外出采访，一直拖到了3月份。此间我曾提出贷款3万元采访的事，台里不同意，怕是给台里抹黑。最后，我以中青报社会周刊主编高富元的名义，用BP机呼了自己：“昌秋，请速到报社商量开专栏的事儿，不然我要出差，以免误事！”拿着这条信息我向台长请假，才得以进京。晚上在京简单吃了饭，到酒店花了75元，找了一间最便宜的、没卫生间的房间住下后，开始趴在床头写稿。第二天把稿子塞在编辑部的门下，就返回了唐山。隔了一天，《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就以整版的篇幅推出了《我与唐山二十年》专栏，在头版报眼的位置，刊发了迟浩田将军撰写的《为〈我与唐山二十年〉而作》的开栏文章。专栏一下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最早涉及这个选题的媒体。当别的媒体还没有动静，或准备再下功夫做些文章的时候，我的专栏已经结束了。富元说：“这样的专栏也就昌秋能做能写！没有赞助也要开！”广西贵港的一家企业抓住了机会，做了贴花广告。编辑部听了我的故事，觉得“BP机立了大功”，决定按BP机的价儿奖励了我。可台里答应报销的钱，台长却称“报不了了”！但看到我的专栏后，他却想把自己写的总结性文章放进去，编辑部说那是给昌秋的专栏，发别人的算怎么说呀！再说内容也不对路子。专栏一般要有四、五篇稿子，内容、风格、版面、编辑等确定后才开始，而我的专栏很特殊，打破了常规。当时我手头儿一篇稿子也没有就开了栏，而且“昌秋写什么发什么，编辑部对昌秋绝对信任！报社也从没给一个基层通讯员开过专栏，更甭说这么长时间了，记者们也很少有这个待遇，这在全国大报中是第一个！”事后报社的领导和同行们说。

    我觉得一切付出都值了！因为我是唐山人！

    安徽卫视《记者档案》节目采制我的专题，这段经历也成为颇具看点的故事。我是前百名记者中的第91位，也是河北唯一的入选者。这档节目共为全国二百多名记者立了“档案”，都被全国记协称为新闻工作者爱岗敬业的楷模。

    因为是大地震幸存者，是一个“纯出土文物”，还经历过文革，我对一些人和事的看法更淡然，特别是面对坎坷和磨难，自己不倒，别人就打不倒，只要心不死就总有希望。被停止采访的时候，我躲进了医院，一天晚上去抗震纪念碑广场散步，一遍遍默读碑文，突然间心中豁然开朗，我要比24万人多活了近20年，这都是“赚得”啊！这点小事儿算什么呀！我应当为他们和活下来的人多做些什么，更好地活着才对。首先应当给他们一个尊严，有一个祭奠的日子和仪式！

    于是，我坚持每年7•28的3时42分到抗震纪念碑献花，倡导一种文明祭奠方式。打那时起，广场上才有了用鲜花表达怀念之情。同时，我奔走呼吁：为唐山大地震罹难者设立公祭日，并举行公祭活动。十几年中从未间断，为此我给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写提案、写建议，终于在纪念唐山抗震30周年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决定每年7•28都要举行公祭仪式，市民们听了流下了泪水。我提出的在唐山建一座世界地震博物馆的想法，成为全国人大的议案，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各大媒体多家报道。多年后，在唐山南湖建起了地震遗址公园。多年来，我关注、关心大地震截瘫者和地震孤儿，倾心弱势群体，成为他们的知心知近的朋友，也成了地震文化的研究者和倡导者，被称为地震史料专家。在纪念抗震40周年之际，我为唐山抗震纪念馆完成了改陈方案《当惊世界殊》，从全新的角度解读、展示了唐山的抗震精神和地震文化，为唐山人建起“心灵档案”，构筑城市文的集散地。这种策划、设计，打破了过去多年的传统思维和展陈思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极大限度提升了地震文化的感染力、传播力、自信力。

    1998年5月，我被安排到了市记者协会。这是一个边缘化的单位，没编制、没经费、没任务，没人愿意来。而我看中的是相对宽松的环境，还有独立的办公室。那天我收拾屋子，买来办公用品，顶着小雨搬来沙发，劳累一天后我合衣而卧，一觉到天亮，大有“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信心。办公室就成了我工作、学习、生活的“阵地”、“老巢”、“根据地”。一个沙发放下是床，收起是座。每天凌晨2点休息，早晨7点起床，没了节假日、双休日，也不分白天黑夜，使出浑身解术，搬出了自己“十八般武艺”，倾尽所有“积蓄”，全天候坚守着钟爱的新闻事业，干得酣畅淋漓，快哉！乐哉！

    时间不长，我想着法儿建自己的“资料系统”。在别人眼里看似没用的、可以扔掉的报刊，都成了我的“宝贝”。一回看到市委两个单位正在更换办公家具，一部分旧铁皮柜被淘汰，我抓住机会“申请扶贫”，硬是搬来了不少，把小屋一面墙都摆满了，还有人家换下来的旧桌子，摞起来就成了书柜书架。那个五一假日，我光着膀子，穿着短裤一直干到凌晨4点多，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节”，终于把办公室弄得有点样子，多了些“书卷气”和“文化味”。

    当曹妃甸成为“河北的一号工程”，为策划曹妃甸的宣传报道，中青报河北记者站站长许海涛到了记协，看到了真实的一幕，满屋的书报，仅剩一个沙发，一张桌子，知道了我的生存状况，他含着眼泪说：“昌秋，没想到你是在这种环境生存，也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干了那么多大事！真让人敬佩。”可是，在这儿我一干就是十几年啊！

    这是我努力耕耘的十几年，也是人生收获的十几年，更是体现个性张扬的十几年。我策划的公益活动和相关的宣传报道1500多次。其中“为奉献者奉献”成为团中央的重点活动，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时向全国推广。“志愿者异地互助”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网络化发展，体现“只要你为社会做出贡献，无论何时何地，你身边就会有志愿者为你服务”，为中国青年志愿者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抗击非典时，虽然我不能到一线去采访，但策划组织了十多项活动，获得了“河北省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一些活动央视等媒体多次播报，非常有典型意义，《河北日报》、河北电台等还报道了我的事迹，面对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没有一线二线之分，有的只是责任担当。当时我专门买了小灵通电话，在“书房“为医院封闭抗非医护人员打电话，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2006年，在纪念唐山抗震30周年的时候，在这片自己的天地里，我再次让思绪张扬，除了在多家媒体发稿外，还与央视拍摄了十集大型纪录片《唐山孤儿》。讲述了地震孤儿的成长故事，为这一题材在国内创下几个第一，作品获得了团中央的“五个一工程奖”。地震孤儿王育霞因病换肾，她与肾友相识结婚，我组织选定9个知名婚礼主持人共同主持婚礼，让唐山姑娘感到特殊的幸福，创下婚礼的纪录。在医院看到孤儿王育新透析，住在震后第一代半简易房里，家里破烂不堪。我与晓辉一块儿操持着为她翻盖了房子，弄了家具，布置了家里环境，每年送去烤火煤，让她过上了安稳日子。有一天凌晨，我接到育新“误播”的电话，赶快从“书房”赶到医院，帮她解决了医疗问题，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同样也是在这里，我为唐山孤儿、著名的“党氏三姐妹”中最小的党育新操持了婚礼。市委书记作为娘家人出席，市委的一辆中巴车第一次贴上大红喜字，送党的女儿出嫁。在育新几年的工作、生活中，入团、入党、结婚、生子等重要节点，都是“葛叔”帮忙。当年石家庄育红学校的老校长董玉国嘱咐她们：“你们到啥时候也别忘了葛叔叔，爷爷做不到的事，都让葛叔叔帮你们做到了！”当几十名地震孤儿重返石家庄再次坐进教室，聆听老校长的嘱咐，再次听到“开学典礼”的讲话时，不惑之年的孤儿们潸然泪下“多难兴邦，多难见情”。在邢台育红学校的56名唐山孤儿，走进达活泉公园种下三棵“感恩树”，表达了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养育之恩的感谢。他们被邢台市政府授予了“荣誉市民”，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当一篇篇新闻报道见诸媒体，人们都为这些特殊命运的孩子的今天感到欣慰时，都为这种人间纯真的友谊而感动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都出自我手，都是从这个“书房”里“孕育而生”的。

    8月7日，我从上海到天津再返唐山。受全国关工委之邀，经市委宣传部批准，在《中日韩少年儿童安全夏令营》我做了关于唐山地震孤儿的演讲。两个多小时里，我讲述了这些孩子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社会各界以及亲友的帮助下，克服各种困难，从身体成长到心里健康所走过的历程，让孩子们知道了社会的温暖和精神的力量。这也是唐山人第一次在这种规模、这样等级的活动中介绍地震孤儿的成长情况。第二天我参加了广电局纪念抗震30周年的总结大会，领导和同志们也简单了解了我这个“单干户”所做的事情。一位局领导说：“昌秋一个人干得至少顶一个频道！”可是，尽忙这些事儿了，差点把自己评职称的大事儿给耽误了。印象中是10月份开始，人事部门告知8月底组卷上报。我一听就吓坏了，因为我还没论文，这将如何是好呀！急煞我也！

    那就在“书房”挑灯夜战吧！从9日到11日，三天里我完成了《提案：记者社会职责的延伸》、《策划四问》、《灾难报道与青少年防灾意识培养》三篇论文。8月21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报》分别刊发了我的三篇论文，有一篇用了笔名。其中《提案：记者社会职责的延伸》上了《中国新闻出版报》理论版头条，还配发了编者按，这事儿被全国同行称奇。当年因有三个国家级新闻奖和三篇论文，还有一些省级称号，我评为高级记者。一个学财会的中专生，从事新闻工作12年，获得正高职称，成为高级记者，也是唐山新闻界唯一的具备二级正高资格的记者。同时还是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二层次人选，市管优秀专家，优秀青年社科专家，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真值得点赞！

    2006年10月，唐山市委举办了首届献计献策活动。宣传部的几位领导跟我打招呼说：“你平时想的都是市委书记、市长的事儿，把那些想法写写吧！”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既是鼓励也又是任务，只是换了个说法儿。那几天我理了理思路，扎在“书房”里不动，除了去食堂和厕所，两天一夜没闲着，用报社编辑部报样A3纸的背面，写了66张计4万多字，分为曹妃甸文化、地震文化、和谐文化三部分，一本《关于文化大市建设的123条建议》交到献计献策办公室。主办方决定用第一部分参评，在评出的十大金奖中，我列个人获奖者首位，同时也是字数最多、条数最多、内容最广、质量最高的建议。评委会认为这就是一本唐山文化建设的“宝典”，以后唐山举办的许多活动，大都可以从中找到对应的点。

    我把打印出来装订好的《建议》，当贺年卡送给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勇。因为他任全国青联主席时，我和杨利伟、杨澜、刘国梁、海霞等一起当选全国青联委员。在颁奖会上，我第二个出场，赵勇书记握着我的手说：“昌秋，谢谢！”以后几次的献计献策中，我的建议件件获奖，也是获奖最多的人员之一，为唐山的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2008年的5月12日，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当时我正出差在外，回唐途中就联系好有关的事项，做好了一切准备，5月14日赶到灾区，第二天凌晨就到了重灾区北川中学。我一边采访，一边组织唐山的人员抗震救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重灾区拍摄了大量的图片，采访了救灾人员。在小坝我操持树起了一面五星红旗，为灾区人民树立了强劲的信心。在北川中学，有幸近距离拍摄到胡锦涛总书记到灾区的照片，将总书记“把唐山抗震救灾的经验带到灾区”的要求第一个报回唐山。一位市领导说，在关键时刻，昌秋干的都是大事儿！别人不能比呀！

    因为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也是唐山新闻界唯一的火炬手，各地媒体以“到灾区传递生命的火炬”为题予以报道。又因为我是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深知生命的可贵和人间冷暖，灾难中灾区最需要什么，《中华新闻报》以《心随爱行》为题整版篇幅报道了我的灾区之行。18天中我穿行在汶川灾区，走了十几个地方，拍摄了100个临时大家庭，100位母亲和100名儿童。成为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一书中的4个主要人物之一，作者是著名作家、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该书连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和“鲁迅文学奖”等三项国家大奖，其中还选用了我的20多张摄影作品，与新华社记者平分秋色。因为表现突出，我获得了“全国抗震救灾优秀摄影家”、“全国抗震救灾优秀新闻摄影工作者”的称号，这在河北是唯一的。同时也受到了省、市的表彰。当我带着18天的胡须回到家里，82岁的父亲一下抱住我，眼里含着泪水上下打量，他和母亲伸出大拇指：“我儿子好样的！”在灾区北京、广州、四川、河北等地的记者同行跟唐山人说：“这一刻，葛昌秋就应该在现场！”是的，因为我是唐山人！

    2008年，我当选为十届市政协常委，在唐山新闻界仅有两名常委。第一次走上参政议政的岗位，除了荣誉责任外，就是忐忑不安，恐怕愧对于这份职责，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

    因为平时就喜欢思考，再加上职业习惯，许多建议、点子都变成了工作的内容，当了政协委员更是如鱼得水，写提案就成了自己的一种快乐和责任。救助耳聋三胞胎后，根据调研我写出《实施人工耳蜗救助，推进健康唐山建设》的提案，并在大会发言。在会上我说自己不是汉族人，市领导听了很惊诧地询问是哪个民族的，我说是“布依族，不依不饶族！这事儿我盯着，因为在唐山不仅需要大南湖，也需要小耳蜗，让党和政府的声音在唐山没有盲区。让他们长大后能融入主流社会，也是给政府和社会减轻负担，这才是和谐。”发言反响很大，市领导批示媒体报道了，但事儿却没有实质性进展。一天开会，那位市领导在会间碰到我说：“昌秋，谢谢你！尽为老百姓办实事儿！”我却说：“应该谢谢您呀，也不知是您执政能力有问题？还是您人品有问题呀?您说了、批了，没人听呀！没人办呀！”就这么一激，他又召开了一个几个人的小会儿，没多久市财政批了专项资金，为先天性耳聋儿童实施救助。10个孩子手术后，恰逢春节，我又找来5万元善款，给每户租了辆出租车，带上年货和慰问金，送这些贫困聋儿回家过年，这位领导自己拿了1万元表示慰问。市政协专为救助贫困聋儿发出倡议，号召全体委员捐款，这是本届政协除了组织向汶川捐款后，仅有的一次大型捐助活动。经过我四处奔波努力，16名聋儿听到春天的声音，走上正常的人生之路。

    2012年，我又当选省政协委员，使我的视野更加开阔，活动的范围更加广泛。我冒严寒到坝上的张北、围场、丰宁等处调研、拍照，就解决雾霾问题、清洁能源建设和精准扶贫等写出提案建议。在省两会上我还创新搞了“提案影展”，提出在张家口建设清洁能源特区；利用光伏发电扶贫；让“扶贫三明治”成为我省精准扶贫的文化常态；用河北特色打造河北品牌；“廉政方阵”建设等，一下就引起了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一批既接地气符合实际，又前瞻有发展前景，还能与中央政策对接，解决地方困难的优秀提案，成为我参政议政的“葛氏武器”。媒体也纷纷进行报道，有的写进了省委全会的报告，有的被纪委、组织部、宣传部采纳，有的写进了政协的提案报告。

    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每次面对领导我都敢讲真话、实话，因为那是我的本性风格，也是一个政协人应具备的素质和责任。一次，我将市里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照比较，提出“按照说的做，照着做的说，在决策者心中有一本账，在代表委员心中有一本账，在人民心中也有一本账，更重要的是在唐山历史中也有一本账。”这种发言的方式，一改套话、虚话、好话连篇的风气，创下了纪录开了先河，受到好评！成为唐山有名的敢讲真话、能讲真话、会讲真话的政协委员。但也让许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可我不怕什么，因为我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所以我理直气壮，不怕得罪人！在市十届政协第三年开始的“四个十佳委员”评比中，我连续三年被评为“十佳政协委员”，也是唯一的“革命群众”。

    为了创建文明城市，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领导找我编写《唐山市民文明礼仪手册》，而且要快，在一个月内拿出书稿。当晚我拟出提纲，8月8日讨论通过后，就由我自个儿来完成了。但我有一个条件，在这一个月里，谁见了我也不许问我在干什么，都不许提书的事儿。因为我有我的节奏和习惯，更重要的是我不愿别人指手划脚干扰我，自由才是快乐的。8月正是暖和的时候，顶层的“书房”晒了一天很温暖，我笑曰：“鸡蛋放这儿不用孵就出小鸡儿。”屋里又没有空调，一台破电扇只能对着门吹。敞开窗户开了门，蚊子就来串门儿。大都是在午夜以后才干活儿，弄块湿毛巾降温是经常的事儿。那些天真是甩开膀子大干了，盼着下雨阴天的，凉快呀！到了9月8日晚9点，我完成了7万字的书稿，而且全是手写，又找人配了插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了10万册，反响很好。

    一天，我高烧39.5度，走道儿都打晃儿了，咬牙到附近的医院，大夫要我输液，这太误事儿了。我要求打针，大夫马上开了两针要两次用。到了注射室，正好有两个女护士，我说：“你们也别争，也别抢，每人一支，一左一右，整吧！”打完之后，我就跟人弄插图去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小插曲，那年我做了盲肠手术，一天没歇就上了班。不巧有两个痞子到单位来撞坏了花盆，我劝阻又不听，他们还动了手，一下踹在我的伤口上，鲜血浸透过裤子，在医院不得不剪开刀口重新上药。几天后作为领队兼教练和队员，我又带队参加局里的篮球赛，在关键的加时赛，伤口处贴了五贴药膏就上了场。最后，以1分之优终于拿了季军，还得了唯一的精神文明奖。在场的人都说：“昌秋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呀！”

    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之前，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名记者，应当做一些事情。弘扬民族精神、宣传爱国主义、追求世界和平是永恒的主题。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又有所创新宣传效果才好。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最终确定在高校组织中文、历史、地理、美术几个专业的社团和大学生们，共同绘制《我们家乡的抗战胜迹图》，并设计了寻访、调研、故事、戏剧、展览等其它形式。这张图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收藏，成为建馆以来收藏的第一件大学生作品，也是纪念抗战历史上第一件大学生手绘的作品。另外的两件分别捐给了“九一八纪念馆”和“唐山博物馆”。这所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以此申报了省委宣传部和团中央的两个课题，做为评职称硬件，还让一些无关人员沾了光，署了名儿，却没我啥事儿了。这是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师范学院。

    2010年7月3日，清晨5点10分，父亲关上了他84年的心灵老窗，我再也看不到那里的人生风景了。我翻出所有的相册，找出父亲不同时期的照片，追寻老人家一生的足迹。我和母亲及家人商量要好好送父亲去天堂。那天，来吊唁的亲友们一到现场，才真的感觉到一种新风尚。没有黑白的遗像，是一张大彩照；没有花圈，全是鲜花篮；没有哀乐，播放的是父亲生前清唱的歌曲；没有纸扎，12米长、1米2高的120张父亲的照片；没有跪着趴着的嚎淘大哭，我和妹妹唱了两首歌就把父亲送走了。这是一种文明之举，《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唐山晚报》、《唐山广播电视报》和新浪网等省、市媒体纷纷宣传，有的用了大半个版的篇幅，还配发了评论。父亲走得很风光！

    很长一段时间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这块地儿翻阅父亲的照片，看着父亲200多万字的手稿，泪眼中我看到了责任，悟到了人生，品出了父爱。我想到给父亲“留作业”、他“交作业”的情景，为父亲整理出书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在一周年的5点10分，我沐浴更衣，寻遍了四周，选了9种树木的树叶，一片、两片到9片，配上父亲写的或相关文章，按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制成了9张纪念卡，代表着父亲84年的历程。9种树叶各有特色，都是融入生命的绿色，表示真情思念长久，这9张纪念卡是独一无二的。当看到全国精短散文大赛征稿，我写了《拥抱老爸》。大赛要求千字为止，我用白纸写的稿子，打出来整整1000字，好像这是天意。稿子得了二等奖，谢谢老爸！

    父亲用一生言传身教，给我们留下了“忠孝仁勤”的好家风。他说：忠，对国家讲忠心，对事业讲忠诚，对家庭讲忠贞；孝，对社会讲孝道，对长者讲孝敬，对晚辈讲孝行；仁，对做人讲仁义，对他人讲仁爱，对个人讲仁德；勤，对劳作讲勤奋，对生活讲勤俭，对学习讲勤勉。我们严守家风家训的“十二讲”，还成立了家庭党小组，设立了“老妈长寿记事”，每年搞一次家庭颁奖会，还让母亲学会了画蜡笔画儿，想办法尽到孝心。母亲还被评为“唐山市最美抗震母亲”，我们家也成为河北省的最美家庭。

    起初，我每年给自己定下获奖的目标，最多一年大小证书拿了36个。看看证书和奖杯，细细想来那只是一时的风光，只是自娱自乐的由头儿，还是干点儿实事儿吧。让它做个证明，放进日历就行了。河北省优秀青年、河北十大爱心人物、河北十大新闻名人、河北十大慈善记者、河北青年新闻伯乐、河北省抗非典突出贡献奖、河北省青年汶川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河北青年爱心联盟形象大使……都成为过去。全国青联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河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全国抗震救灾优秀摄影家、全国抗震救灾优秀新闻摄影工作者……只是个过程，但这都是在这儿“产生的”。当走上讲堂到大学去“夸夸其谈”，一口气4个半小时的讲座能吸引人的时候，那才是真的！

    2013年7月，因工作原因，我搬出了“蜗居”的“栖息地”，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我把图书报刊和自己手稿、发表的作品一一整理，几乎是昼夜加班。一本厚厚的“目录”记下了所有的“财富清单”，楼道两侧摆了长长的一溜儿。我贴完标牌后一数，40个整理箱和39个纸箱子，还有58捆书刊，这就是我在这儿十几年的全部“家当”。当离开那一刻，我看了一眼“人民记者”的镜匾，搬着自己在《记者档案》节目用的大幅照片，泪水默默地落在地板上，此时代替了汗水……在这儿，我与许多的人和事儿，都是“四层相识”；在这儿，我都是“顶层设计”；在这儿，我总是“最高层次”；在这儿，我永远不能“欲穷千里目”。因为，这楼只有四层。

    回想我的“书房四步曲”，我没有古籍善本，没有线装孤本，也没有什么斋堂轩阁的雅名，有的只是无弦无韵，或者是什么“无弦屋”之类的戏称，如果能真正成为无弦屋主，那便是件聊以自慰的事儿了。父亲那句“有书无房无妨”的话常常在心里萌动，但我还是想着自己的“书房”。我觉得：有书有房称书房，有书无房亦有房。无书有房是空房，无书无房看心房。

    书房，我的初心永在……

    葛昌秋 男 河北唐山人 高级记者 著名策划人 无党派

    全国青联委员 河北省青联常委 唐山市青联副主席

    河北省政协委员 唐山市政协常委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

    中国法学会会员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

    河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

    获国家、省级新闻奖百余次，被称为“点子大王”。是河北省优秀青年、河北十大爱心人物、河北十大新闻名人、河北十大慈善记者、河北青年新闻伯乐、河北省抗非典突出贡献奖获得者、河北省青年汶川抗震救灾先进个人、河北青年爱心联盟形象大使、全国抗震救灾优秀摄影家、全国抗震救灾优秀新闻摄影工作者。

    唐山市市管优秀专家、唐山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唐山市优秀青年社科专家 唐山市文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