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曾说：“护理既是门科学又是门艺术”。这句话用在精神科护士身上再贴切不过。

精神病患者存在各类精神症状，重度精神病患者没有自知力，甚至连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也表述不清，因此格外需要护理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耐心、细心、良好的专业素养，甚至健壮的体魄都是精神科护士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的考验。

骆蕾：“精神科护士需要有细致的观察力及高度的责任心”

骆蕾所在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六院”）睡眠医学科是特需开放病房，收治的是各种睡眠障碍患者。大多睡眠障碍患者会伴有情绪障碍，少数还会有精神病性症状。作为病房护士长，骆蕾的工作主要有两部分：病房管理和护理质控。

特需病房的条件比普通病房好一些，患者有单独的房间，里面有电视、冰箱及卫生间。睡眠病房里的患者分为长住和短住两种情况。短住的患者一般住24小时，主要是做多导睡眠监测——通过监测一整夜睡眠脑电、眼电、肌电、口鼻气流、腿动等，客观评价患者睡眠质量和睡眠结构，有助于对不同睡眠障碍患者进行针对性治疗。长住者多是病情比较严重，且愿意住院治疗的患者，一般经过一个疗程的诊治（两周左右），症状可以明显改善。

骆蕾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睡眠科护士的日常工作中有一部分属于常规治疗，比如给患者打针、输液等；此外，还有一些护理工作是精神科特有的，比如：护理风险评估技术、沟通技巧，以及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康复护理。这些工作内容会贯穿于整个护理过程中，对患者的身心康复起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供图

护士们的岗位分工非常细致，每个房间都有责任护士。责任护士除了常规治疗外，为了建立良好护患关系，更好地了解患者病情，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病房里与患者交谈。“只有交谈才能随时了解患者心中所想，及时观察病情的动态变化。主班护士会根据各责任护士反映的情况，真实、准确地完成交班记录，让各班护士知晓每一位患者的护理要点，从而有效防止风险发生，保证患者及病室的安全。”

去年11月，骆蕾所在的睡眠医学科收治了一位78岁的老奶奶。她被诊断为缄默状态，当时是由老伴用轮椅推入病房的。患者表情愁苦，没有任何主动言语。据老伴介绍，老奶奶已经近两周没有好好进食，连喝水都很难，家人为此非常着急。骆蕾对患者初步评估后，将其安排在靠近护士站的重点房间。考虑到患者已近一个月不能行走，进食差，便马上为患者查体，发现老奶奶骶尾部、膝关节有两处褥疮结痂，周围皮肤发红，于是立即告知了家属及医生。老伴说，由于老奶奶没有交流能力，所以并没注意到她的皮肤情况。骆蕾向科室护士提出护理重点后，大家集思广益，叮嘱家属买来了气垫床、褥疮药物、尿垫等物品。为了改善营养状况，还让家属买了牛奶、果汁等食物。护士们还针对老奶奶病情制定了详细的护理计划，例如：每小时给她翻身一次；每天进行两次营养加餐，24小时记出入量，由护士亲自协助进食，严防噎食；叮嘱护工上、下午各为老奶奶进行半小时双腿按摩；保证室内温度，注意为老奶奶保暖等。

骆蕾说，刚住院时，老奶奶非常消瘦，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最开始给她喂食时，由于老奶奶伴有精神病症状，总认为食物有毒，所以牙关紧闭，拒绝进食。护士们只好一边哄劝，一边用喂食器喂食，还要随时观察她下咽情况，以防呛咳。

经过医生的有效治疗以及护士的细心照料，一个星期后，老奶奶可以发出简单的声音，吃饭也配合了许多。两个星期后，她可以在搀扶下缓慢行走，而且可以跟护士们进行简单地交流，会说“谢谢”“辛苦你们了”。就这样，老奶奶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经过25天的住院治疗，她出院时完全可以自己行走，体重长了近10斤。

“正是因为护士们的用心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老奶奶的症状才能够这么快的缓解。”骆蕾说。

由于睡眠医学科病房不是重症病房，大多数患者有自知力，多是自愿住院治疗。因此，护士们的主要工作是与他们进行交流，了解病情变化。护士们经常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为患者们减轻心理压力，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除此之外，护士们还要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康复护理。“常年患有精神疾病，会不同程度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比如人际交往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康复护理对于患者来说非常关键，通过带患者做正念疗法、康复游戏等活动，可以帮助他们恢复认知功能，从而改善他们的社会功能。”骆蕾说。

很多患者最初对康复活动有些抗拒，觉得自己住院是为了调药，没必要做这些活动，但是骆蕾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计划表，贴于患者床头，根据计划表的时间，督促患者参与。骆蕾自己每天也坚持用45分钟的时间，带患者进行正念练习。正念练习是一种心理干预疗法，通过观呼吸、身体扫描等静观练习，帮助患者提高专注力，达到静心的作用。久而久之，患者在治疗中慢慢领悟到坚持练习的重要性，到后来不用督促，就会主动参加各项活动，因为他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些活动“对自己帮助很大”。

到今年8月，骆蕾从事精神科护理行业就20年了。在她看来，做一个合格的精神科护士，除了有爱心、耐心，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因为病种的特殊性，很多精神病患者在症状的控制下不愿意配合治疗，甚至出现自杀、自伤、冲动、外走等状况。精神科护士需要有细心的观察力及高度的责任心，才能保证患者的安全，保证治疗、护理有效进行。”

栗雪琪：“精神科护士没有不挨打，不挨骂的。我们很在乎社会认同”

栗雪琪毕业之后便来到了北大六院精神科，到现在已经工作了近两年。刚开始工作时，带教老师便给她打了预防针：“精神科护士没有不挨打，没有不挨骂的。”

精神科患者在情绪失控时候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闹脾气、朝护士扔拖鞋都是常有的现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对于这种症状下的攻击行为，只能去正确看待。”栗雪琪说。

患者情绪波动倒不是让栗雪琪最伤脑筋的，在她看来，与患者家属的沟通才是更大的挑战。“患者家属往往对治疗结果期待过高，对精神疾病的认知也常有偏差，所以当患者出现病情反复时，就会对治疗方案产生质疑，指指点点，不愿意配合，对医生和护士工作也不够信任，这样就会干扰到正常的治疗秩序。”

“另外，大家对精神科医生和护士的职业认同也存在很大误解，一说六院就觉得那里都是精神病，看到这种反应，我们内心还是挺有波澜的。”虽然内心有一些委屈，但是栗雪琪知道不能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既然选择在精神科工作，自己在心理上就必须有所准备，内心得强大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栗雪琪伴随着一批批患者从住院，到出院。看着患者离开，新的患者进来，她的临床经验一点点丰富起来。很多困难一再重复出现，时间久了，她也生出了“免疫力”，对很多事情见怪不怪，不再会为一点小事感到委屈。与患者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与患者沟通时，栗雪琪不再是为了“纯粹的治病”，她会跟患者聊天，不只是聊患者的症状，而是真正地去关心对方，去询问“有没有适应病房的环境”“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在与患者的心理距离拉近后，患者就会很放松，很信任她，愿意跟她分享自己的心理困扰。

她还意识到自己需要掌握精神疾病的知识以及服药的知识，“当你能够给予患者的东西超过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的时候，他就会信任你，不会对你持怀疑的态度，觉得你能力不行。”

“跟不同的患者具体的相处模式也不一样。有一些年龄偏小的孩子，20岁左右的，或者是青春期的孩子，在沟通的时候，不能让他们觉得跟你是朋友关系，就可以不受你约束。有时候面对他们的要求，要以温柔肯定的语气拒绝。”栗雪琪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栗雪琪也和六院其他医护人员一样忙碌地工作着。六院设立了专门的观察病房，新入院的患者要先在观察病房隔离，两周后，再根据根据病情转去其他病房。“疫情期间收治的患者，一般来说病情都比较严重。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在特殊时期也不会选择入院治疗。”她向记者坦言，在这段特殊时期，她的内心也会有担心和恐惧。“因为收进来的患者可能会因为感冒或其他原因出现发烧现象，某些精神疾病在急性期，患者出现应激反应时，体温也会上升。”

这些担心和恐惧都需要医护人员自己去克服。好在六院的院长、副院长会不定时来病房慰问，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同时保障防护用品充足，在工作排班上也能保证他们得到足够的休息。

现在，栗雪琪已经从最初的“护理小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在工作中，她收获了很多成就感。在看到患者从急性期到情况越来越稳定，在看到有些病人从刚开始不会与她沟通交流到后来愿意向她寻求帮助时，在看到精神障碍患者出院时像其他病人一样跟她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照顾”时，她就会觉得“这个职业很有意义”。

栗雪琪想要借采访机会呼吁社区加强精神疾病的科普力度，减少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误解和偏差，消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培养对精神科医护人员的职业认同感。

“因为其实，我们还是蛮在乎社会认同的。”栗雪琪说。

高连胜：“在精神科做护士，每个人压力都很大，快乐地工作不会累”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高连胜刚接诊了一位新冠病毒抗体阳性患者，虽然不是近距离接触，按照防控规定还不需要隔离，但是为了安全起见，高连胜决定这段时间先不回家，在医院里“对付”几天。“家里有老人孩子，我就跟他们说单位事情多，免得他们害怕。”

高连胜自己倒不担心会被感染，因为“我全程戴着口罩，跟患者问诊时也隔了一米多远的距离。”他乐呵呵地对记者说，“而且当年我得过‘非典’，在医院住了好长时间，抵抗力强。”

高连胜从1992年开始在六院做护理工作，他戏称自己是“老革命，什么都见过了”。“精神病房里什么样的患者都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患者从病房里逃跑，我们跟着追，顺着被他踢坏的玻璃窗爬出去把他带回病房继续治疗。还有前几天有个患者在门诊大厅里早产了，我们只好给她接生，再送到旁边的三院。”

“什么都见过了”之后，高连胜现在觉得无论发生什么“都很平常”。“困难的事情很多很多，当时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但是过去了也就忘了。”高连胜说。

也许是因为从业多年，经验丰富，也许是不经意流露出的乐观和自信会让身边的人也深受感染，高连胜的患者都很信任他，很听他的话。他说，“跟患者打交道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要耐心地沟通。比如患者不想吃药，我们就不能用强硬粗暴的方式让他吃。我会问他，‘为什么不想吃？是不是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我拿说明书给你看看，没问题是吧？你吃了试试，感觉不舒服可以再调。平常生病吃的药也都有副作用，所以不用担心。’”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老革命”的“风骨”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高连胜的心态并没有这么平和乐观。他坦言，最初那几年，他时不时地就要跟自己做思想斗争，经常“不想干了”。“工作太累，夜班特别频繁。而且那时候社会上对男护士都不太理解，一个大小伙子去做护士说出来很没面子，连搞对象都很难。”

不过，“不干了”也只是想想而已，每次思想斗争后，高连胜都还是回到了患者身边。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份工作。“当患者病情好转跟你说‘谢谢’的时候，当看到患者依赖你、家属认同你的时候，当老患者跟你说好久没见到你，看到你特别高兴恨不得过来抱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很暖，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我后来觉得男护士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做的这个职业不比任何人差。职业没有高低之分，我们在自己岗位上把事情做好了，就是好的。”

高连胜戏称自己打针打得特别好，也特别善于和患者谈心，在耐心和细心方面都不啻于女护士。记者从其他护士口中了解到，精神科医院的男护士其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护士夜间值班通常两人一组，其中一人一定是男护士，因为精神病患者发病时，需要约束控制，男护士比女护士更有力气。对此，高连胜却很谦虚，他说，“我们的女护士一点都不逊色，到需要的时候什么都不考虑就往上冲，所以挨打也是家常便饭。”

高连胜坦言，在精神科做护士，每个人压力都很大。压力一方面来自病房，一些患者会想方设法地寻死：此前有人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假装睡觉，却偷偷地割了手腕，几分钟内就流了半盆血，有人在厕所里用裤子上吊，还有人打碎玻璃跳楼……因此，医院在设施上一再改进，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值班护士也必须格外用心，需要经常查看每个患者的情况。压力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患者和家属对医护人员的不理解，这个时候就只有耐心地反复地解释和沟通。“多点耐心，多解释解释，把事情解决了，总比吵起来、打起来或者出现更不好的事情要好得多。”

高连胜有自己排解压力的方法。感觉压力大的时候，他就约上几个好朋友，下班后一起喝喝酒聊聊天。疫情期间不能聚集，他就和几个同事下班之后喝杯水聊一会儿，然后再回家吃饭。再上班的时候，他就又觉得自己充满了乐观和自信，“没有处理不了的事”。刚入职的年轻护士都很喜欢跟高连胜聊天，好像跟他聊上一会儿，那些烦心事就消散了，就会变得很快乐。

疫情期间，有些患者和家属对医院采取的预约挂号、测量体温、扫行程码、填写流调表、限流等防控措施不理解，有的态度蛮横甚至恶语相对，高连胜一方面要耐心劝导患者和家属，使他们配合医院规定，另一方面还要安慰受委屈的年轻护士，让他们安心工作。门诊预检工作量特别大，每天都收到一尺多高的流调表，年轻护士们每天都要统计数字上报。高连胜为了调动他们的情绪，就故意跟他们打赌说，如果超过800人，就请大家第二天吃午饭。报数时果然超过了800，他又跟大家说，如果第二天超出了这个数字，还请大家吃饭。后来年轻护士们跟他说，虽然工作很累，但是大家都很开心。

懂得苦中作乐，大概就是高连胜能够带着快乐的心情去工作的诀窍。“虽然上班干活很累，但是不能让负面情绪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要把它变成开心的事。人活着不也这样？要是总是往不好的地方想，就永远都觉得不好。”

从春节到现在，高连胜一天都没休息过，原本可以轮休的他也没选择轮休。“在家呆着也什么都干不了，现在门诊这边事情特别多，所以我还是天天来上班。其实上班我也没觉得太累。我跟同事说，当你在快乐地工作时，你就不觉得累。”

在采访的最后，高连胜告诉记者，这份工作能让他坚守到现在，最主要是因为他能从中获得成就感。“如果能够通过我个人的言行，让更多的年轻人也能热爱这份工作，更好地完成这份工作，起到传帮带的作用，我觉得也是一种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