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震强在搬运物资。

　　物资抵达后，孙震强组织医护人员卸货、搬运和分发。

　　孙震强（右）和医疗队医务人员。

　　38天后，孙震强的表格长成了巨人。

　　那是一张记录物资接收情况的电子清单，也是303个人在武汉的具体生活。

　　表格里出现过消杀用品，登记过种类各异的水果，有包装盒比人高的的电暖器，也有几厘米长的指甲刀。有一天，表格里新增7个新项目，拉长一大截。也有一批物资，标记了33个种类名称。

　　2020年2月9日，天津市派出第五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孙震强作为联络员，与两位领队一起，带领着54家医疗机构的100名医生、200名护士登上飞机。

　　这是天津市派出医疗队中最大的一支。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的消息显示，从除夕夜第一批医疗队到达武汉算起，全国共有346支医疗队合计4.26万人相继抵达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

　　人们通常认为，生死是大事，生活是小事。孙震强不行医，但行医的人离不开他。在武汉，他是医护人员的大管家，有人眼镜坏了，他开车带着去配。有人宿舍墙砖掉了，他联系调换房间。他负责所有的后勤保障工作，协调医疗、生活物资，“把每个人给照顾好”。

　　医护人员在江岸方舱医院照看患者，孙震强“就在后方补充弹药”——吃的穿的消毒用的。

　　“一切都被时间追着跑。”2月9日深夜1点半，作为天津市卫健委政务服务处工作人员，孙震强接到通知——马上准备去武汉。

　　同队的300名医护人员陆续得到消息，他们将进入武汉江岸方舱医院工作，6小时一换班。很多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集体任务，孙震强也是。

　　出发前，这支队伍准备了医疗物资，防护服、护目镜能顶一阵子，但酒精、消毒液不能带上飞机，消杀用品只能等抵达武汉后，“现场临时凑”。

　　按照计划，医护人员要在2月12日中午进入医院工作。离“进场”还剩不到24个小时，他们一瓶消毒液都没有。队里一位医护人员急哭了。

　　孙震强翻着手机通讯录，与江岸区防疫指挥部和志愿者联络，寻求物资。医护“进场”前的那个上午，他最终协调到一些消杀用品，用于驻地酒店电梯间、楼梯口等公共区域。撑了几天后，他又陆续搞来几十桶消毒液。

　　武汉春寒，室内湿冷，烤惯暖气的天津人不适应。为防止病毒传播，酒店的中央空调关闭，室温只有8摄氏度。

　　一些医护人员忍不住表示，本以为钻进被窝就行了，躺了一会儿却冻得睡不着，衣服洗完晾半天，一摸仍是湿漉漉的。

　　孙震强把这情况听进耳朵里，马上开始联络物资。一试才知，能要来的电暖器只有30个。为医疗队提供物资的江岸区防疫指挥部，要负责各地前来支援的众多医疗队，“态度上200%支持，可东西不够分”。

　　他就自己想办法，找一位偶然认识的志愿者负责沟通，武汉国美电器提供产品，中华慈善总会搞定捐赠。最终，从全国各地仓库调取的280台电暖器到货。

　　其实，孙震强还试了好几条路，找来热水袋、电热毯、暖宝宝。电暖器送到武汉花了6天，等待的日子里，医护人员睡觉时把热水袋抱在怀里。

　　饭盒和被窝常常一样冰凉。303人的一日三餐均由驻地附近的中学食堂负责，做好后分批运到医院和酒店。车程10分钟不到，但用餐人数众多，需要来回运上三四次。饭到了医护人员手里，已经全冷了。

　　有人就用热水泡着吃。孙震强心酸，去买微波炉，超市没营业，他就从酒店借来一个。之后每到午餐时间，酒店大厅都会“叮叮叮”不断，饭热好了。

　　中学食堂菜品有限，孙震强找到方舱医院紧邻的一家酒店，接管餐饮事宜，还说动酒店再提供一辆热饭车。

　　他把医疗队里的医护人员分成值班组、餐饮组、物资组等。值班组每小时排一班，留两人驻守在酒店的大门口，保障安全。餐饮组负责为分散在14个楼层160个房间的队员送饭、送水、分物资，每顿饭运送完要花2小时。

　　物资组的组员是3个平均身高1.85米的小伙子，他们帮孙震强卸货、签单、照相、消杀。在合照里，孙震强站在这几个高大壮硕的男生中间，比他们矮一头。他圆脸、腆肚，总挂着笑，被队员戏称“大总管”。

　　他没什么特别的沟通技巧，总操着天津味儿的普通话。物资到了，他打开物资组的微信群吆喝：“兄弟们，来货了，走着！”

　　全套过程比较繁琐——穿上外套，戴好口罩、手套，跑下楼，卸货，对物资进行消毒，搬进门清点、登记、分发。之后，扔手套，消毒鞋底和手，把外套反脱晾在衣橱，最后洗手。

　　有时候，到货的日用品塞满两辆单层公交车。因为经常“见面”，他给运送物资的车起外号，有叫“擎天柱”的面包车，也有叫“铁皮”的集装箱卡车。

　　这支医疗队里，女性有229人，占比近76%，有女护士主动找他，要参与物资搬运：“在医院抢救重病患者比这活重多了，我们啥都能干！”无论再晚，只要他叫队员来帮忙，没人推辞过。

　　在武汉期间，有一段时间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紧缺，“保证能来”的数量很难提前确定。

　　即使物资来了，要保证303人人手一份也很难，厂家没那么多存货。

　　孙震强很看重公平，每次清点物资，会叫几个人一起计算。数量不够，他就把303个人按天津市区划分，派人多的区多发，派人少的区少发，“严格按比例走”。

　　有企业捐出清仓的库存——221件不分男女款式的居家服，房间里穿着可以保暖。想了许久，孙震强决定“女士优先”。

　　指甲刀也是当时稀缺的宝贝。来武汉时，很多人“没想那么细”，半个月过去，指甲变长，才想到这个小小的、家家不可或缺的工具。

　　为防止互相感染，303人每人需要一个指甲刀，武汉买不到。同样紧缺的还有鞋套，医护人员试过用普通的塑料袋代替，随后，塑料袋也缺了。求助志愿者，孙震强最终搞到外省的货源。

　　他理想的情况是，物资调配井然有序，可当时的武汉物资到货没规律可言——有时两批货前后脚到了，有时说好的时间一变再变。

　　来武汉的第一周，有一次，孙震强在一顿饭里接到3批货抵达的消息，1个多小时后，才第四次拿起筷子。还有一晚他钻进被窝了，又被凌晨物资到货的电话拽出来。

　　他的微信界面永远排着一列提示“新信息”的小红点，接电话时有新号码呼入是常见的情况。他的“饭点儿”比队里的医护人员晚一两个小时，上午10点多吃早饭，傍晚七八点吃晚饭。他一般早晨7点开工，深夜1点收工。这个时间他有空和家人聊上几句，紧接着就睡着了。

　　每天围着物资打转，孙震强很少有工夫去倾听医护方舱归来的见闻。但他知道，有人因没有合适的防护服被安排到后勤岗位，但仍要求前往一线。不少女护士剪了长发。有队员给过生日的患者唱歌、跳舞解压，还有人一直值夜班，直到休舱那天，才见到医院外的第一个白天。

　　303人，每人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情况。有队员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吃完了随身带的药，孙震强一边在武汉找药，一边联系家属和单位寄药。

　　“大总管”的物资登记表越拉越长，一些人也开始想念家乡的味道，问食堂能不能做点“天津味儿”，比如饺子和手抓饼。

　　孙震强发现大家瘦了，男的啤酒肚平下去了，自己也“缩水”一圈。“嗨，本来也不是来享福的。”

　　但他仍然关注队员的“饮食营养”。每次送饭时，接过饭盒，他会趁机扫一眼里面的配菜，看有几样荤，青菜里有没有藏肉，素菜做出了什么新花样。

　　好几次分水果，都有医护人员朝他竖大拇指，“真没想到还能有这些”。他们在这里吃过芒果、菠萝、橙子，还有来自老家的沙窝萝卜，每人每餐一份水果。

　　初来武汉时没人奢望这些。那时，他们还只能3个人分一个苹果，两人吃一只卤蛋。

　　医护人员在驻地和医院间两点一线，孙震强带着物资组四处走，他联系到饮料和罐头，还说服送餐酒店在驻地楼下开临时超市，提供零食。

　　不久前，他给队里3月出生的医护人员过了个集体生日。部分物资充裕的时候，他还会匀给兄弟单位。

　　3月17日，这支医疗队的大部分队员随天津市派遣的大队伍一起离汉，50位擅长重症救治的医护人员留下，转战另一家医院。就在前一天，孙震强女儿过5岁生日，他在朋友圈送上祝福。“大总管”的清单，最后拥有130多种物资名称。

　　3月31日，最后的50人也回到天津，孙震强已经解除隔离。

　　他还忙活着，填写一份份表格，完成收尾工作。他挺自豪：“我就是服务大家承上启下的联络员，最起码，遇到的共性问题都解决了。”

　　如今，他熟悉不同型号口罩的功能差别，了解消杀的具体步骤。其实，赴武汉前的那个下午，他才在会上得知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他没有任何经验，对医疗物资没一点儿概念，“不知道隔离衣是干吗的，防护服如何穿，‘手消’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他第一次来武汉，驻扎的酒店位于“疫情的第二重灾区”，离华南海鲜市场5.4公里，方圆2公里内坐落着5家医院，旁边的小区也曾因疫情严重备受关注。刚到武汉时，他们遇见了一场雪。临走时，外套里可以只穿一件单衣。

　　这位最熟悉医护人员需求的“大总管”，其实经常跟车到医院，他送过物资，也拿过药，他也想进到那个出现在新闻里的地方看看，可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战场，“保不齐一会儿还要接货，就不要浪费一件防护服了”。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