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编”之一的张守仁以近60年的从业经验总结出了这样一条编辑工作箴言——要跟作家交朋友、交心。“我跟王蒙、铁凝经常打电话，我最近要出一本书《名作家记》，写了全国最著名的作家，王蒙、铁凝、冯骥才、贾平凹、汪曾褀、张贤亮，他们说我写得很饱满，细节很多，因为我跟他们是交心的，无话不谈，正因为这样我才能拿到好稿。”“与作家交朋友”成为深埋在张守仁以及他的同仁们的血液中的基因。在北京出版集团成立70周年之际，与出版社成为朋友的作家们带来了他们与编辑之间的充满情义的故事。

　　曹文芳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被编辑们激活了童年记忆

　　尽管曹文芳和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合作是从2014年开始的，但短短几年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银杏树》《石榴灯》和散文集《肩上的童年》《我们的父亲》以及“水乡童年系列丛书”，接下来还将合作“水乡系列绘本丛书”，不可谓不高产。“‘水乡童年系列丛书’和我以往的作品都不一样，我以往都是独自构思，独自写作，打磨好给出版社出版，而‘水乡童年系列丛书’是和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部共同构思合作，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挖掘了我的童年，在他们的邀请和鼓励下我书写了水乡童年系列作品。”这套书曾先后获得“冰心图书奖”，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入选了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五十种图书”。

　　曹文芳回忆称，第一本书《肩上的童年》是安武林约她写稿，并要求写散文，“给了我几个词，童年、唯美、亲情，我很快写出这部作品。后来文学编辑部的主任马姗姗老师约我写稿，继续写这种田园风格的作品。”曹文芳在与编辑的交流中得到灵感，水边、故乡等灵动的词让她眼前一亮，激起她想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作品来诠释自己和哥哥（曹文轩）的文学背景，“写着写着整个童年的记忆都被激活了，于是便有了《我们的父亲》以及后边的作品。‘水乡童年系列作品’是作者和编辑不停地碰撞、交流、沟通，让作品一步步向上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美好，是一种享受，没有编辑朋友的挖掘，没有编辑们的热心，没有他们真诚的期待和满满的鼓励，就没有‘水乡童年系列丛书’。”

　　白烨

　　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既是外人也是内人

　　“80年代的时候，我编《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五卷，当时跟出版社谈选题的时候社址还在东兴隆街，出书的时候就已经搬到北三环中路六号。”文学评论家白烨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顾问，他因此称自己与北京出版集团的关系既是读者，也是一分子。“所以今天既是外人，也是内人。”

　　白烨称北京出版集团是当代文学出版的重镇，“北京出版社比较特殊，它看起来是地方出版社，但做的很多事情影响非常大，超出了很多地方文艺社。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文学编辑室就出了很多很好的书，当时有一套‘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以北京作家为主，出了10多本，那个书是最早出的北京作家作品的，同时在全国出版社来看也是比较早的一套丛书，影响很大，对后来很多人研究新时期文学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成立十月文艺出版社之后又出了很多好书，比如近几年比较关注‘70后’作家的写作，北京70后作家石一枫获得鲁迅文学奖，都跟北京出版集团推荐、支持关系甚大。再比如这几年出的一些畅销书，像《穆斯林的葬礼》《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累积1700万册，这在当代文学长篇小说上绝无仅有的，这都不是偶然，背后有很多东西值得分析，所以它是文学出版重镇。”

　　肖复兴

　　作家 ，作品包括《我们曾经相爱》《早恋》《青春梦幻曲》

　　编辑为我送来写作的稿纸

　　“我今年71岁，因为跟出版集团年龄相差无几，所以备感亲切。”作家肖复兴称自己跟北京出版集团的渊源虽不是最深，但是作为他个人来讲是最深的。“1982年的冬天，我的第一本书《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是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那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这篇作品最早发表在1981年的《北京文学》上，责编是章德宁，现在她也在出版集团。”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肖复兴有六本书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肖复兴认识了很多一线编辑，“从老到年轻的编辑我都接触过，隋丽君、赵萌、杨良志，他们都给予过我很多帮助。”肖复兴形容一个作者遇不到好编辑就跟遇不到好婆家一样，同时作者跟编辑的关系既平淡如水，同时又是一汪深水。“最早我开始写稿子的时候还得用稿纸，北京出版社是大的稿纸，可是我没有。编辑吴光华就骑着自行车给我送了一大摞，有1000多页，相当沉。”肖复兴还回忆称北京出版社在东兴隆街时经常组织作家大聚会，“我当时就是一个中学里非常普通的老师，有幸被邀请参加那些文学活动，大家坐在一起交流，这些编辑和作者在一起交流，现在回忆起来，这种活动对于推动、发展北京文学的创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阎崇年

　　作家、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因为它解决了职称

　　阎崇年跟北京出版社第一次接触是1980年，“1980年北京史研究会成立会上，田耕总编辑找我，他说阎老师你有什么书稿没有？有书稿可以给我们？”阎崇年当时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专业学术著作《努尔哈赤传》，田耕至少打了三次电话，才得到了书稿。尽管最初因为有人反对而没通过选题会，但田总始终锲而不舍，在三年后《努尔哈赤传》终于发行。“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感恩呢？”1986年，阎崇年因为这本学术性的书的出版，顺利地解决了正研职称。

　　“这个书出了以后，近代史所到我家去，他说这本书是你的成名之作，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是成名之作。后来这本书打开了我研究清史的大门，后来的发展都跟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一直在想，出版社是一个舞台，给作家、学者的著作一个展示的平台，有了这个舞台，广大的读者、观众才能知道这回事，才能产生社会影响。北京出版社提供这个交流的平台，对一个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最应该感谢的、最大的恩人就是出版社。”阎崇年说自己去美国时与当地出版社的负责人谈起北京出版社，对方说美国教授把出一本的出版社叫做出版社，出版两本以上的叫做“我的出版社”，表示作者和出版社的关系。“他说出版三本以上的北京出版社就是‘你的出版社’。所以我在感情上觉得跟北京出版社是一家人。”

　　赵致真

　　原武汉电视台台长、《神奇科学》作者

　　作家对出版社可以托付生命

　　作为中国第一部跨媒体可视图书《神奇科学》的作者，赵致真和北京出版集团可以追溯到27年前的《凯丽阿姨讲科学》，“当时我和赵萌、钟制宪志趣相投、一见如故。2012年时任出版集团总编辑的钟制宪命题作文并且筹措资金，开始衍生出《神奇科学》等副产品。我这一辈子没有哪家出版社影响我的创作道路，并且影响我的退休生涯。我和北京出版社任何人不沾亲带故，但深深知道他们的传统，难怪把这么多作家牢牢吸引在周围。这一生能够遇见知心而贴心的出版社无疑是作家的运气和福气。”赵致真称北京出版社的职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也令人感动，“赵萌社长从宏观把握到具体的实施都深度参与了《神奇科学》创作过程，还有编辑张亦婕、美编李萌多次到我家中共同现场排版，晚上在附近小旅馆随意下榻，此情此景成为难忘的回忆。而我的心中常怀忐忑，一怕愧对读者，二怕辜负出版社。所以我尚且有自知之明，虽然写不出畅销大卖的名作，也至少让人胸中点头说这是一本严肃的书。”2016年赵致真在美国突然发病，他回忆称自己上救护车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请朋友帮忙把电脑里的书稿整理好交给北京出版社，“可见作家对出版社也是以生命相托付的。”北京晨报记者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