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奥地利伟大作家，人们马上会想到卡夫卡和穆齐尔，却忽略了同样伟大的约瑟夫·罗特。

　　罗特是德语作家里最具有水准的优秀人物，受到茨威格、爱伦堡、库切、纳丁·戈迪默等诸多名家的推崇。

　　今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6卷本的罗特小说集，第一次将这位伟大作家全面地带入到中文世界中。

　　当20世纪发生的一切成为历史后，我们重读罗特笔下的故事，则能对那个时代、那场战争灾难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应能更好地理解罗特作品中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所载有的价值和意义。

　　意气风发的年轻作者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1894-1939）出生在今天属于乌克兰布朗迪（今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里还是奥匈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一座小城，生活着信仰不同宗教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罗特的父亲是个木材商人，在一次生意失败后因备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所以罗特从小是在亲戚的帮助下和母亲一同生活。

　　1913年，他离开故乡前往当时奥匈帝国东部城市雷恩堡上大学，随后又转入维也纳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的1916年，罗特报名参军。但在奥匈帝国战败并解体后，他又回到维也纳靠给不同报社撰稿为生。与此同时，罗特凭借早期的几部作品，如1923年的《蛛网》、1924年的《反抗》等，步入文坛，并很快为时人所认可。此时年轻的罗特意气风发，世界观明显“左”倾，在一些报纸文章上甚至署名“红色约瑟夫”。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罗特已是德语国家的明星记者，就职于《法兰克福报》。1926年，他受《法兰克福报》委托考察苏联，并发回系列报道。这趟旅行的观感，都作为创作背景出现在了此后出版的一系列小说中，如1927年的《无尽的逃亡》、1929年的《右与左》和《无声的预言》等。同时，这趟旅行也促成了罗特的世界观的转折点。

　　他用小说营造出“哈布斯堡神话”

　　在紧随而来的大萧条时期，作家本人除了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带来的种种弊端，还不得不面对家园的丧失和理想的破灭。多重打击之下，这位出生于先前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对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他1932年出版的小说《拉德斯基进行曲》，直到今天都是现代奥地利德语文学中“哈布斯堡神话”的代表性作品。正因如此，曾长期在德国电视台主持《文学四重奏》且有“文学沙皇”之称的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将这部小说列为德国人必读的二十部小说之一。

　　罗特笔下的奥匈帝国，如同一个面恶心善的老爷子。虽然立下了无数的规矩，却早已无力去维护和执行了。人们偶尔要躲一躲他手中的鞭子，但生活的节奏并未因此而被打乱。在最严酷的现实中，小人物们也都练就了种种偷生的本领。

　　在对往昔的回忆当中，流露得更多的是温情。有小过而无大恶，这就是罗特历史观中的评判标准，也是他对过去时代和奥匈帝国总的评价。性情散漫，荒蛮广阔，这其实是宽容的写照。争端纷起的现实生活，所缺少的恰恰是彼此宽容的心态。如此说来，罗特对过去那个宽容时代的缅怀，便有了现实的意义。

　　他敏锐地意识到价值的大崩溃

　　在罗特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写实主义的影子。好像讲述者是个局外人，在随意讲述着一段与己无关的往事。这种刻意的距离感并非以写实为目的，而是更着意于抒情，营造罗特最为擅长的伤感气氛。

　　“哈布斯堡神话”在这样的讲述中被具体到帝国领地的一隅，并以帝国的没落为界限，通过作品中的亲历者，给读者刻画了充满希望和令人绝望的两个黑白分明的世界。有意思的是，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从来都是以荒蛮落后的奥匈帝国东部边疆区为背景，而非选择现代文明的奥地利城市，如作为文化中心的首都维也纳。

　　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中，东部边疆区的标记就是广袤辽阔的大地，人们可以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呼吸到自由清新的空气。

　　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之所以成为“哈布斯堡神话”，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园，代表一种跨越种族、宗教和民族界限的传统文化精神。和谐和统一是帝国的标志。

　　在罗特笔下的“哈布斯堡神话”中，与希望对立的是现实中的绝望。

　　从“一战”后的革命，到希特勒夺权当政，直至最后大战爆发，生当此时的人绝望痛苦，而犹太人则还要面临更为可怕的种族灭绝。现实社会中虽然不乏各种信仰和思潮，但却是个传统价值缺失和被否定的时代。

　　果不其然，在混乱的政局中，得势崛起的是法西斯。1933年1月30日，在希特勒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总理的第二天，罗特便乘早班火车离开了柏林。同此后其他许多左翼和犹太出身的作家一样，罗特开始了寓居他国的流亡生涯。

　　在许多作品中，罗特笔下的主角往往会经历一条从“凶徒”到“圣徒”的心路历程。他们往往以冷血暴君的面目出现，但在故事的发展情节中，内心世界却不断受到宗教信仰的冲击，从而经历善恶搏斗，最后善战胜恶，人性得以升华。这种人物形象中善恶间的转变是和罗特对人性善恶的理解密切相关的。

　　他在绝望中逝去

　　在流亡时期，罗特对逝去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怀念更是日益强烈，而他对过去时代美化、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创作思路，往往为同时代的左翼作家所诟病。

　　其实，罗特对现实有着清楚的认识，不曾抱有任何幻想。他在给许多朋友的信中都对时局作出了准确的分析，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生灵将受涂炭。他不认为纳粹政权会在短期内倒台，因而需全力投入与纳粹的斗争，不作任何形式的妥协。在对抗纳粹的斗争中，罗特的思路的确与众不同。他认为只有恢复已经崩溃了的奥匈帝国，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与纳粹抗衡。

　　给过去时代献上一曲挽歌，对本身生活在困苦中的流亡作家而言已显得不合时宜，但罗特并未就此止步，他还想把神话变成现实，试图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

　　然而，神话在现实里终究难寻容身之地。

　　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政权如日中天。希特勒不但巩固了政权，而且骗取了德国国内大众的好感，今天的读者可以设想，当罗特落笔写下《皇帝的胸像》和《先王冢》时，面对纳粹的所谓“文治武功”该是何等绝望。希望与绝望像对孪生兄弟，在罗特作品中交替出现，而现实中的作家也经历着二者的此起彼伏。但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尤其是在失望取代希望时，受伤最深的莫过于诗人自己。在希望中创作，在失望中酗酒，罗特最终毁了自己的健康，于1939年在流亡地法国首都巴黎去世。（本报有删节，标题与小标题为本报所拟）

　　刘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