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马克思主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基本原则、主要任务、重要途径和重要保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但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一些理论工作者仍然感到迷茫。尤其是在“国学热”、“文化热”的时代潮流下，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开始转向中国本土文化，而不再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观点无疑是偏颇的，因为它固守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知性思维，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置于了一种机械的外在关系中。事实上，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为了彼此阐释、相互发明的契机和视野。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尺度，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办中国事”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外在机缘，是促进中国自身文化完成现代性转化，展现当代价值的推动力量。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实践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不过，在理论层面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以文化自觉的姿态进行，尚处于“日用而不知”的阶段。马克思曾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出的是“战争和革命”的主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出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出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正在从事带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实践，文化的主题必然凸显。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文化世界意义的彰显。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这双重诉求意味着，以理论自觉的姿态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既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带入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去，同时也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丰富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来。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完成时代转换的需要，更是发展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总体来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根本处完成现代性转换

　　从历史形态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处于“前现代”的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彰显了其“后现代”的维度。按照两极相通的辩证法思维，二者确实存在相通之处。比如，我们可以在儒家思想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中看到马克思所昭示的“共产主义”的影子。但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大同”理想是没有历史感作为基础的。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浪漫主义的根源。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孜孜以求地追寻“内圣”和“外王”的内在统一，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内圣”和“外王”非但没有贯通，反而却是经常性地处于断裂之中。新儒家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虽然代表着一种努力的姿态，但由于其囿于“书斋里的革命”，不可能成为一种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如果我们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价值，漠视物质基础，忽略历史条件，我们所坚守的道德家园就存在着凌虚踏空的危险，民族复兴也会沦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通过“睁眼看世界”寻求民族救亡之路，正是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软肋——不精于长技。正如魏源所说：“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但绝无不富强之王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里，“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逻辑上是依次递进关系，后者唯有以前者为条件才具有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因此，民族复兴的逻辑，就是要牢牢把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关系，积极扬弃中国古代社会 “内圣”和“外王”的外在对立，既要重视道德文化资源所焕发出来的集体主义力量和内在超越精神，更要正视“富强”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作用。可见，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我们才能真正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唯有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化视野，才能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在空间维度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生长于东方的中国大地，而马克思主义则诞生于西方的欧洲世界。对于这两种思想资源之间的“异质性”，我们应该予以正视。以前，我们的研究中对二者之间 “同质性”关注较多，而对二者之间的“异质性”重视不够。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正是在这种“同质性”和“异质性”的辩证运动中得以推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法。”片面地强调“同质性”而忽视“异质性”，我们的研究不但会陷入“解释世界”的保守立场，而且也无法推动二者构建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对话。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异质性”非但不是它们沟通交流的障碍， 反而是二者富有张力地展开对话的优势所在。因为只有“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才能在更高的层面同时扬弃二者，实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统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中国学者和共产党人立足于东方大地“续写”的。事实上， 唯有“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才会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历史使命。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内涵的进一步拓展，它不仅要进一步关注“中国化”，更要拓展到“世界化”，以深化对“时代性”问题的研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内在批判的有效性何在？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若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迫切需要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汲取精神养料，以完成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唯有如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曾言：“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21世纪的文化建设方向，必然是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系列“矛盾体”历史地走向辩证统一的过程。这种统一既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只有在多方建设性的“对话”中彼此扬弃对方才会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开展建设性对话的恰当契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的各类文化资源。这里的文化资源主要有三类：一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二是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三是国外社会科学资源。这里所谓的“融通”， 在笔者看来，就是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开辟出新境界，而中国文化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 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