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参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科技委主任胡胜云是一张老面孔，他带来的建议乍听上去并不新鲜——大力发展商业航天。这延续了他上一届履职时的想法，他决定用未来5年即一个任期的时间不断发声、呼吁，给这个“老建议”再加把火，争取早日落地。

    近两年商业航天的异军突起，让全球航天领域增添了几分新鲜声音。尤其是过去一段时间，不管是国际商业航天的旗帜性人物埃隆·马斯克成功实现其重型猎鹰火箭的发射，还是国内第一颗私人卫星、第一颗教育共享卫星等商业小卫星频频飞天，商业航天不断走入公众视野，并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2015年，被称作是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元年，如今已过去3年。胡胜云说，现在行业人士热衷于谈的，早已不再是泛泛的商业航天概念、有没有可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具体到呼吁政府出台带有红利的政策，把对商业航天“鼓励”的话语尽快落地。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关乎我们迈向航天强国的道路上，能否在更大航天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这个舞台就是，商业航天。

    来自SpaceX的启示：“单一靠国家投入发展航天”的模式需改变

    胡胜云最早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建议发展商业航天，还是2015年。那年，埃隆·马斯克所带领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带给外界的还是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消息，甚至不断有人站出来说马斯克“疯了”“在挑战不可能”。然而3年过去，不管是火箭的陆地回收、海上回收，还是重型猎鹰火箭的组装发射，都以成功告终。

    在这个过程中，围绕商业航天的舆论环境变化之快，令很多人没有想到——航天人总需要拿出点什么，向人们证明这条路可以走得通。相应地，航天人面对太空的价值，在开发利用的脚步上，走得比以往都要快一些——

    一方面，围绕运载工具，航天人除了利用火箭来发射卫星，还正在考虑通过亚轨道飞机开发商务旅行、太空旅行等。另一方面，围绕人造卫星，随着微纳卫星尤其是立方星设计的标准化、通用化，再加之星上部件的货架化、廉价化，卫星行业的“门槛”不断降低，发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

    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去年印度天女散花般的一箭104星发射，这其中就包含有某公司的88颗鸽群遥感卫星。当时就有评论称未来商业发射中一箭多星将渐成常态。

    正如胡胜云所说，时至今日，不同的国家、学校、科研院所甚至是个人，都想要在大气层外有一颗自己的卫星。似乎，谁能廉价、快速、可靠地将更多载荷投送入轨，谁就能占得先机。

    SpaceX显然是领跑者。胡胜云说，以SpaceX为代表的新兴企业的快速崛起，颠覆了航天产业的传统发展理念和商业模式，将商业航天产业推向了新的高度，开创了互联网时代商业航天发展的新篇章。

    他告诉记者，随着航天产业的发展，对资金和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商业航天作为未来航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渐成发展大趋势。

    事实上在美国，商业航天发展使航天成本降低、性价比提高已有了确实的数据佐证。以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为例，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报告，同样一枚猎鹰9号火箭，由NASA研发至少要13亿美元，而SpaceX仅花费了不到4亿美元，大大降低了研发成本。

    相比之下，现阶段我国的发射运行大多依赖国家计划，商业卫星及其应用所占比例较少。胡胜云说，这与美国商业卫星占在轨卫星一半以上的比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说，中国是时候借助市场的力量开展商业航天应用了。

    能否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将商业航天产品和服务纳入国家采购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25所副所长董胜波今年提出的建议也和商业航天有关。

    他说，埃隆·马斯克SpaceX的成功，不仅在于他整合了资本、人才和技术，还在于他充分利用了美国相应的政策和环境。而回过头来看，有一个疑问摆在我国面前，那就是我们发展商业航天的模式又是什么？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商业航天，不仅需要设计研发、制造总装、运营服务等组合支撑的产业链，更需要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的商业链条。

    单从航天发射场一项而言，如何建造满足商业化需求的发射场，就是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而即使有了商用发射场，如何运营并对它们进行有效监管，也是未来面对的难题。

    胡胜云就此提出建议，国家应为商业航天发射提供专用发射场等设施支持，并建立明确的价格体系。商业航天发射对发射时效性要求高，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有利于商业航天发射计划的执行和履约。

    他还提到，航天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而目前我国商业航天还处于起步阶段，建议国家制定财政支持政策，在税收、保险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优惠和支持，扶持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尽快做强做大。

    其实回顾SpaceX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这家公司曾不断受益于美国官方的支持。这种支持并不止于政策层面，还有具体的项目订单。公开信息显示，猎鹰9号火箭已获得了未来5年全球38个发射合同，其中有14个合同来自政府。2015年5月，这家公司还获得了执行美国军用航天发射任务的资格。

    胡胜云也因此建议，将国内商业航天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并出台优惠政策。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航天领域的国家项目，更多的还是计划经济式的自建自用，而新兴的用户，则希望通过采购服务、招投标的方式来“拿”到订单，这就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更为大胆的改革。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你不做，别人就抢走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院长张忠阳谈及商业航天和SpaceX，并不讳言自己是国家队的身份，说就是要向先进的公司和理念学习。

    他告诉记者，SpaceX的创新精神、敢于挑战的精神、不怕失败的精神都促成了它的成功，同时商业化的运作也大大提高了它们的效率，这些都值得我国商业航天行业学习。

    前不久，这家公司还成功发射两颗低轨宽带移动通信技术试验卫星的消息引发关注，这两颗卫星只是打个前站，计划建设的最终星座规模将达到1万多颗。与之相应，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研发的虹云工程，预计将发射卫星156颗，虽然在卫星数量上偏少，但两者瞄准的目标是一致的，最终实现的功能也大同小异。

    张忠阳告诉记者，时不我待，虹云工程将努力抢占低轨宽带移动通信这个商业航天领域的制高点，在低轨宽带通信领域为世界贡献中国航天方案和中国航天智慧。

    尽管我国商业航天起步较晚，但也并非白纸一张。除了张忠阳提及的虹云工程，仅以航天科工为例，还要构建飞云、快云、行云、腾云工程等商业航天项目——

    以飞云工程为依托，将构建基于无人机平台的空中局域网；以快云工程为依托，将构建基于浮空器平台的临近空间局域网；以行云工程为依托，将构建星载窄带全球移动物联网；以腾云工程为依托，将形成空天往返飞行能力，等等。

    2015年，我国商业航天在中国正式破冰起航，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红卫当时就提到，当前全球航天技术的主流发展，已走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必然要进入广泛的商业化应用。

    不到一年时间，国家批复文件《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实施方案》落地，武汉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商业航天产业基地。根据这一方案，预计到2020年，这一基地将打造年产50发运载火箭的生产能力，以及年产40颗100公斤以上、100颗100公斤以下商用卫星的制造能力。

    高红卫谈及这一方案时说，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进入到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大闸开启，商业航天发展的历史洪流正奔腾而来。

    航天科技称将“敞开大门”

    打造商业航天利益共同体

    中青在线武汉9月26日电（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邱晨辉）“我们将向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具备自主可控能力、符合集团公司合格供应方要求的企业和单位‘敞开大门’，并积极推进商业航天运载火箭、商业航天元器件、商业航天测控以及小卫星等联盟的组建，打造商业航天利益共同体。”在今天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宇航部部长尚志这样说。

    当天，尚志发布了该集团的商业航天计划，其中提到，未来3年，航天科技集团将在发射服务以及通信、导航、遥感卫星等优势领域陆续开展商业实践探索，重点推动商业发射服务和以全球低轨卫星移动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高景一号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等为代表的卫星应用产业。

    中国商业航天应该走混合所有制发展模式

    针对中国商业航天发展的问题，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在国家航天系统工作数十年的航天技术专家黄志澄，他的新作《新航天：创新驱动的商业航天》对该行业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总结。

    年逾八旬的黄志澄介绍，世界上的民营火箭事业发展很快，特别是美国，SpaceX和蓝色起源两家已经做得很大。

    “美国的这两家公司都是互联网大佬跨界创业，马斯克和贝索斯都是怀有太空梦想的‘极客’，将火箭技术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他说，尽管欧洲也有一些私营企业进入，但总体上，除了美国，其他的航天大国俄罗斯、中国、欧洲、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都以“国家队”为主。

    “在中国，有几家民营航天公司发展比较快，比如零壹空间、蓝箭航天、星际荣耀等。”黄志澄说，“零壹空间的这次成功发射，很有意义，特别是进行了高超声速飞行的试验，走出了一条军民融合的新路。”

    就商业航天而言，黄志澄认为，目前还没有达到用火箭将小卫星送入地球轨道的能力，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因此，“我们可以为这次发射点赞，但不要捧杀。应该看到，与世界上大的火箭公司相比，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的民营火箭迄今未发射过卫星，部分公司已经给出了发射的时间表。黄志澄注意到，发射卫星也面临一些新情况，比如大火箭尝试“群发”小卫星：2014年，俄罗斯完成“一箭37星”，2017年，印度发射的一颗火箭搭载了104颗卫星，这与民营公司用一发小火箭去发射一颗小卫星相比，哪一种发射成本更低，还有待时间观察。

    黄志澄表示，民营航天一定要做好细分市场，作出比较优势。“从零壹空间的发展路径看，它一方面是为研制能力更强的火箭打基础，更一方面，也在为发展高超声速技术作准备，这值得肯定。”

    “中国的民营航天刚起步，运营模式极为重要。”在他看来，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商业航天的发展道路，要加强国营航天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合作，走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模式，“这将关系到行业的未来”。

    “在实践中，混合所有制有两种。”他说，一种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的航天科工火箭技术公司，吸收了十几亿元的社会资本，是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司；第二种是社会资本为主并引入国有资本（包括地方政府资金）的混合所有制公司，零壹空间就属于后者。

    “零壹空间实现了社会资本和国有资本融合、公司自主发展与地方政府支持结合，探索军民融合发展商业航天的新途径。”黄志澄表示，对于零壹空间而言，重庆两江新区的支持很给力，“毕竟，航天的风险很大、投资也很大。”

    他注意到，本次飞行载荷的客户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并有很多航空部门的单位参与其中，“这让人欣喜，航天和航空的技术本身就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在美国，航天和航空的公司是不分家的，比如波音既做民用飞机又做火箭，中国如果能找到路子把过去完全分开的航空、航天结合在一起，符合空天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世界商业航天简况

    美国的SpaceX和蓝色起源是商业航天的领跑者。

    SpaceX由埃隆·马斯克于2002年6月建立，2012年10月，SpaceX龙飞船将货物送到国际空间站；2015年3月1日发射猎鹰9号，将世界第一批全电动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2015年12月21日发射Falcon9火箭，成功回收一级火箭，刷新历史。

    蓝色起源由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于2000年创立，已多次成功发射并回收NewShepard亚轨道飞行器，公司计划在明年内把付费乘客送上太空。

    中国航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探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制的卫星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已至少同9个国家累计签订了11颗整星出口国际订单；至少为22个国家的客户提供国际商业发射51次，发射卫星59颗；公司所属中国卫星通信公司拥有至少10颗在轨卫星；公司计划在2020年建成由60颗卫星组成的“鸿雁”星座通信系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从2015年开始进军商业航天市场。2017年1月，集团研制的“快舟一号甲”通用型固体运载火箭实现“一箭三星”发射。集团计划持续推动“飞云”“快云”“行云”“虹云”“腾云”工程五大商业航天工程。

    中国地方政府关注和支持发展商业航天。21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完成了“北京一号”“北京二号”卫星的发射，2015年年底发射了“吉林一号”卫星。

    中国一些民营企业也从发射小卫星开始涉足商业航天。2014年10月27日，信威集团与清华大学合作发射了“灵巧”通信试验卫星。2017年6月15日，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珠海一号”遥感小卫星星座首发的两颗视频卫星发射升空。

    中国民营火箭公司有零壹空间、蓝箭航天、星际荣耀、翎客、驭龙、神州五行、星图探索等。

    蓝箭航天成立于2015年，迄今累计获得各类投资超过5亿元，其中包括浙江省湖州市提供的超过2亿元的军民融合专项综合投资。公司宣称拥有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技术，计划2018年年底、2020年分别进行小型运载火箭和中型液体运载火箭的试验发射。

    星际荣耀成立于2016年10月，2018年4月5日，在位于海南的火箭发射场成功发射双曲线一号S火箭。

    零壹空间于2015年成立，迄今累计融资超过5亿元，2018年5月17日，自主研发的商业火箭“重庆两江之星”发射成功。

    微信编辑：邱晨辉。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年03月05日12版，原标题《时代呼唤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新模式》（记者：邱晨辉）；中青在线，原标题《航天科技称将“敞开大门” 打造商业航天利益共同体》（记者：邱晨辉）；中国青年报 （2018年05月29日 05 版），原标题《世界商业航天简况》（记者：田文生）；中国青年报 （2018年05月29日 05 版），原标题《中国商业航天应该走混合所有制发展模式》（记者：田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