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

　　好的文学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作品背后的那个人，也因其独特的生命感超越了文化和语言。《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译林出版社）是著名作家余华亲自编选的一本最新杂文集。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人物，余华长年受邀世界各国的演讲与活动，他从个人和中国经验出发，打开与世界文坛的交汇，本书正是他近年来所发表的杂文结集。

　　余华充满睿智又真诚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内容包罗万象，从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创作心得，他生动回忆了他和福贵、许三观等笔下人物的相遇，也讲述了走访世界时和勇敢的波兰农民、和意大利精神病院病友的相遇……。

　　一句简单的话却无比强大

　　2010年5月，我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去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纪念馆还有一处国际义人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名，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有些已是名言，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话也被刻在那里，一个波兰人说出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

　　人都是一样的

　　说点轻松的，也是2010年，我去南非现场看世界杯，学会了好几种骂人的脏话，因为每场比赛两边的球迷都用简单的词汇互骂，我记住了。现在这些脏话已经全忘了，后来没机会用。差不多十年前，我家里的餐桌是在宜家买的，桌面是一块玻璃，上面印有几十种文字的“爱”，开始的时候我看着它心想这世界上有多少数量的爱？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全世界的球迷在为己方球队助威时都用脏话骂对方球队？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里都有“爱”？这让我想起两个中国成语：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接下去我就说说这个。

　　中国的明清笑话集《笑林广记》里有一个故事：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过城门，横着拿过不去，竖起来拿也过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后对他说，我虽然不是圣贤，也是见多识广，你把竹竿折断成两截就能拿过去了。法国有个笑话，这是现代社会里的笑话：一个司机开一辆卡车过不了桥洞，卡车高出桥洞一些，司机不知所措之时，有行人站住脚，研究了一会儿，对司机说，我有一个好主意，你把四个车轮卸下来，卡车就可以开过去了。

　　这两个笑话的时间地点相隔如此遥远，一个是明清时期，一个是二十世纪；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法国。可是这两个笑话如出一辙，这说明了什么？应该说明了很多，我说不清楚，别人也说不清楚，也许有一点说明了，就是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人都是一样的。

　　知道人是什么并不简单

　　我再说说两个与我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是《许三观卖血记》，小说里的许玉兰感到委屈时就会坐到门槛上哭诉，把家里的私事往外抖搂——这是基于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当时我家的一个邻居就是这样。一九九九年，这部小说的意大利文本出版后，一位意大利读者对我说，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许玉兰这样的女人，隔些天就会坐到门口哭诉爆料。

　　第二个是《兄弟》，十二年前在中国出版时受到很多批评，2008年出版法文版时，一位法国女记者采访我时对此很好奇，问我为什么《兄弟》在中国遭受到那么多的批评，哪些章节冒犯了他们。我告诉她有几个章节，首先是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其他的，这位女记者就给我说起法国男人如何在厕所里偷窥的故事。这下轮到我好奇了，我说，李光头的时期，是一个性压抑的年代，你们法国为什么还要去厕所偷窥？她说，这是你们男人的本性。

　　类似的故事我可以继续往下说，与我无关的应该比与我有关的还要多，让我说一千零一夜是不可能的，说一百零一夜还是有可能的。从上述角度看，知道人是什么似乎很简单。可是换一个角度，从那位朴实善良的波兰农民的角度来看，知道人是什么就不那么简单了。“犹太人”在他的知识结构之外，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人是什么，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犹太人。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性的力量，同时也意味着他确实知道人是什么。这样的人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多。

　　文学该如何表达人性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么。他在《雕刻时光》里谈到“影像思考”时，讲述了曾经听来的两个真实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群叛军在执刑的队伍之前等待枪决，他们在医院墙外的洼坑之间等待，时间正好是秋天。他们被命令脱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着满是破洞的袜子，在泥坑之间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只为寻找一片净土来放置他几分钟之后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意味深长，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告别生命的仪式，也可以理解为这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是存在的延续。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这个最后时刻的行为，如果是在平常，外套和靴子对于这个士兵来说就是外套和靴子，但是行将被枪决之时，外套和靴子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个士兵在寻找一片净土放置它们时已经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顿好，这是他无声无字的遗嘱。

　　塔可夫斯基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人被电车碾过，轧断了一条腿，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面靠墙而坐，在众人的注视下，他坐在那儿等待救护车到来。突然间，他再也忍不住了，从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把它盖在被截断的腿上。”

　　遮盖的举动向我们敞开了一条通往最远最深的人性之路，作为导演，塔可夫斯基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影像，就是构思和形式的有机结合。作为作家，马里亚斯描写出来的这个细节呈现的是文学里无与伦比的魅力，就是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的魅力。

　　（本报有编辑改动，标题、小标题为本报所加）余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