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源于租界扩张，具有“半租界”的显著特点，在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上、在先进思想的传播和左翼文化的发展中，作出重要的贡献，堪称中国进步文化策源地。细究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成因、演变及历史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近现代上海与中国革命、进步文化之间的不解之缘。

　　四川北路，原名“北四川路”，位于上海市区苏州河以北，南起北苏州路、北至东江湾路，全长约3.8公里。历史上的北四川路，不仅是著名的商业街，也是红色印记和海派风情交织辉映的文化街。尤其是从今武进路至东江湾路、方圆约2平方公里的区域，亦即历史上所谓“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在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上、在先进思想的传播和左翼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细究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成因、演变及历史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近现代上海与中国革命、进步文化之间的不解之缘。

　　“越界筑路”与公共租界的扩张

　　所谓“越界筑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上海租界扩张和城市发展所出现的独特历史现象。北四川路地处苏州河北的虹口地区。无论道路本身的延展，还是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的形成，都离不开公共租界在沪北地区的扩张。

　　1847年，美国代理领事曾向苏松太道麟桂申请划虹口一带为美国租界。

　　次年，美国牧师圣公会主教文惠廉（WilliamJonesBoone）在虹口购地居住，并建造教堂，继而“向上海道台商请准许虹口为该国之租界”。

　　咸丰十年（1860年），美国人华尔在苏松太道吴煦的赞助下，在上海成立洋枪队，并于租界内外修筑“军路”。华尔的后继者戈登也多次下令修筑界外军路。为了镇压共同的敌人太平军，清政府默许了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行为。“游说洋兵助剿，增辟邑治障山门，并筑西郊马路，以利军行。”此为越界筑路之始。

　　此后60多年间，上海的租界多次扩界，野蛮生长。扩界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租界当局通过谈判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后，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扩展并确定租界四至，如1848年英租界的扩展、1860年代以后美租界四至的划定、1899年公共租界四至的确定，以及20世纪法租界的扩展。另一种则是先筑路，造成事实上的扩界，而后通过谈判，将越界筑路地区全部或部分划入租界。

　　1863年，领袖领事、美国领事熙华德（Seward）与上海道台黄芳订立章程，规定美租界四至：“西面从护界河（泥城浜）对岸之点（今西藏北路南端）起，向东沿苏州河及黄浦江，到杨树浦，沿杨树浦向北三里为止，从此向西划一直线，回到护界河对岸的起点。”

　　同年9月21日，英、美租界合并为英美公共租界。

　　1873年，熙华德提出：“租界西面应从苏州河北岸原定地点一直向北到内地三里处，然后再向东划一直线连接租界东界的北段。”上海道台未予同意。熙华德再提议：“从租界西面苏州河北岸原定起点划一直线到靶子场稍北处，再由此划一直线到原定租界东界的北端。”上海道台仍未同意。尽管如此，工部局事实上已经将其控制范围扩充到这一地区，这条新的分界线即所谓“熙华德线”（SewardLine）。

　　1893年，上海道台聂缉椝、美国领事廖那特各派3人组成划界委员会，共同处理熙华德线事宜。经勘界，双方基本依熙华德线正式划定边界，树立界石，并订立《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公共租界面积扩充至10676亩。

　　1897年，工部局企图再次扩界：“西界扩至梵王渡，东界扩至周家嘴角，南面包括浦东，北面直达宝山县境。”被上海道台蔡钧拒绝。

　　1899年3月，英、美、德三国公使以照会送达总理衙门，迫令清政府训令南京两江总督“应允各领事及工部局所求扩充”。次月，总理衙门大臣即通知公使团，“已照照会所请，训令江督”。根据协商，“（公共租界北区）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为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仍以下至周家嘴角直线上为止”。

　　19世纪末的这次扩界，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共增加11377亩，西区增加11450亩，加上原有的10676亩，总面积为33503亩。至此，上海公共租界名义上的扩张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