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 李斌

　　“东洋文库”查阅资料

　　田中庆太郎，1880年出生于京都，比郭沫若大一个属相。田中家的文求堂书店，1861年开业，1901年迁至东京。1899年，田中庆太郎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学科，随后到了中国，并在北京买房。他长期学习中国古代典籍知识，善于搜集珍本善本，在汉籍文献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田中回到日本后，长期经营文求堂，在日本汉学界相当有名气。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说：“在今天的东京，学者之中对于古书的鉴赏能力而言，没有一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相匹敌。”

　　郭沫若因为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受到当时的政府通缉，被迫于1928年流亡日本。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他开始专研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最初研究的是《易经》《尚书》和《诗经》。在写出一些文章后，他产生了一些疑惑：因为《易经》的写作年代不清楚，假如用不明写作年代的材料去研究古代，得出的结论难免会大打折扣。于是，郭沫若想到了甲骨文。

　　甲骨学是19世纪末兴起的学问，专门研究地下出土的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郭沫若认为，甲骨文作为资料来说，是相当可靠的。于是，他开始搜求甲骨文拓片和甲骨学著作。他先来到上野图书馆，发现这里的资料有限。于是，想起了求学时期曾经光顾过的文求堂。在这家书店，他发现了店里有自己一直试图找寻的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可是，这本书要卖12元，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当时，郭沫若口袋里只有6元。思索再三，他向田中庆太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以这6元为抵押，把这本书借回家看一两天。田中庆太郎略一踌躇，委婉地表示拒绝。但他告诉郭沫若，“东洋文库”（日本顶尖的亚洲研究图书馆）里有很多此类书籍，可以随时去借阅。

　　在田中庆太郎的指点下，郭沫若辗转联系上了“东洋文库”，并利用假名“林守仁”顺利进入查阅资料。最终，通过刻苦钻研，他写出了《甲骨文字研究》这部著作。

　　郭沫若在历史考古方面的贡献，迅速引起了田中庆太郎的关注。1932年1月，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在文求堂出版。据统计，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有关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的14部著作，有9部由文求堂出版。在此过程中，文求堂逐步给予郭沫若越来越大的帮助。很多文稿未等正式出版就预支稿酬，这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郭沫若的后顾之忧，使他能够集中精力专事著述。

　　东京寻访出土甲骨

　　1932年8月16日，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晤谈，大概谈及由郭沫若编选一部卜辞的计划。第二天，郭沫若致信田中庆太郎：昨日晤谈，甚快。卜辞之选，初步考虑，拟限于三四百页范围内，拟取名《卜辞选释》。尽可能写成兼有启蒙性与学术性之读物。迄今自老兄处已取用书籍多种，今后仍拟陆续取阅。倘蒙玉诺：（一）祈暂假府上《殷虚书契前编》与《后编》一用。（二）河井仙郎先生与中村不折先生之未曾著录藏品拟一并载入。请老兄与两位洽商，或与老兄同道奉访相求。他处倘有藏品，借此机会一并著录，当有诸多便利。

　　当时，“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顾自故林泰辅博士著《龟甲兽骨文字》以来，未见著录，学者亦罕有称道”。因此，郭沫若想以“寄寓此邦之便”，征集诸家所藏为一书，即编纂一部日本所藏甲骨文的精粹。

　　1932年夏秋之交，郭沫若在东京全力查找殷墟出土甲骨。除了跟田中庆太郎借阅外，还先后寻访了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上野博物馆、东洋文库，并向中村不折、中岛蠔山等日本学者借阅。其中，计有东京大学考古学教室所藏的约百片、上野博物馆廿余片、东阳文库五百余片、中村不折氏约千片、中岛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余片，共在二千片以上。

　　在编撰《卜辞选释》过程中，郭沫若还与董作宾书信往来。董作宾将摹录的殷墟陶文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则写诗答谢：清江使者出安阳，七十二钻礼成章。赖君新有余且网，令人长忆静观堂。

　　这首诗里面的典故，很多出自《庄子·杂篇·外物》：宋元君半夜梦见一位自称清江使者的人，被渔夫余且捉住。第二天，宋元君找到余且，发现他抓住了一只神龟。宋元君杀掉神龟，以龟板占卜数十次，每次都很准确。

　　董作宾曾到安阳调查甲骨文出土情况，并写出了高质量的报告和成果。郭沫若认为：“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辟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其所为文如《大龟四版考释》及《甲骨年表》均有益之作也。”郭沫若以“余且网”来作比喻，实际上是称赞董作宾系王国维之后治甲骨之学最为出色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