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关于《资治通鉴》为何不载屈原的意见，不外乎两种：或讥司马光疏漏，或强调《资治通鉴》有不录文人的原则。笔者认为，如果能从《资治通鉴》史料来源，及其去取原则入手，重新考察这一问题，或许能找到新的可能性答案，并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资治通鉴》打开一扇窗。

　　对《资治通鉴》不载屈原的质疑

　　《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的质疑，在这部经典著作问世后不久就出现了，而且是来自与该书颇有渊源的刘羲仲。刘羲仲字壮舆，是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三助手之一刘恕的儿子。他曾编过一部《通鉴问疑》，记录了司马光和刘恕之间讨论《资治通鉴》编纂若干事项的对话，是后世学者了解、研究《资治通鉴》的重要参证资料。

　　《通鉴问疑》还有一部分是刘羲仲读《资治通鉴》产生的疑问，共八题，其第一题即讨论屈原：

　　汉之薛包、茅容等，旧史止附别传，《通鉴》具载事迹，不可不谓广记。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称屈原《离骚》与日月争光，《通鉴》乃削去屈原投汨罗、撰《离骚》等事。历代儒林、文苑、隐逸传，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此羲仲所疑一事也。

　　刘羲仲把这些疑问汇编之后，向当时硕果仅存的《资治通鉴》编修元老范祖禹请教。很可惜，在现存文献中，没有留下范祖禹的正面回答。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争辩空间。

　　刘羲仲这句“《通鉴》掩日月之光”，被后世很多讥议司马光的学者引用过。如清代学者蒋骥在《楚辞余论》卷下中说：“呜呼！沅湘沉流，温国乃削而不书，《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宜为刘壮舆所讥也。”李光地也有类似议论：“《通鉴》于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于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昔人评孔子作《春秋》，录毫发之善，温公作《通鉴》，掩日月之光，指屈平也。”（《榕村语录》卷二十一）李光地认为《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是司马光主观上的“不喜”。这个判断本身也很主观。

　　通过改写《资治通鉴》而自成一格的《资治通鉴纲目》，显然也对司马光不录屈原持异议，故在其书中作了补充交代：

　　初，屈平为怀王左徒，志洁行廉，明于治体，王甚任之。后以谗见疏，而眷顾不忘，作《离骚》之辞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终不寤也。其后子兰又谮之于顷襄王。王怒，迁之于江南。原遂怀石自投汨罗以死。（《资治通鉴纲目》卷一）

　　《资治通鉴纲目》虽出自赵师渊之手，考朱子《楚辞集注序》云：“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晦庵集》卷七十六）想来这个补充也能体现朱熹的意见。托名王应麟所作的《通鉴答问》对《纲目》的这一补充大为赞赏：

　　或问：屈平之事《通鉴》削之。《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昔人尝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编年之法，至《通鉴》而始复。若屈平、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其于《春秋》惩劝之法，若有未尽用者。此朱子《纲目》之书所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虽忠，得朱子而心益着。（《通鉴答问》卷二“屈平”条）

　　为司马光辩护

　　以上是质疑《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相应地，为司马光辩护的声音，也早已出现。生活在南宋前期的邵博就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沈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闻见后录》卷十）

　　文中虽然也引用了刘羲仲“掩日月之光”的讥评，但整体上邵博还是相信司马光这番取舍“当有深识”，只是作为读者，他没弄明白司马光的“深识”在哪里。纠结就在于，邵博能够理解《资治通鉴》不载空文的原则，但《离骚》明明不是空文，屈原也不是与政治绝缘的纯粹文人。

　　针对邵博的疑问，年辈稍后的南宋学者费衮给出了一个解释：

　　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沈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絺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费衮《梁溪漫志》卷五“《通鉴》不载《离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