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学富

　　现在高考试卷的上面有一条密封线，上书“密封线内不准答题”。密封线是由古代的“弥封”而来。

　　弥，《说文解字》解释为“遮盖”。张衡《西京赋》“弥皋被冈”，注释“弥”，犹覆也。《现代汉语词典》说：“弥封，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的地方折角或盖纸糊住，目的是防止舞弊。”

　　唐代的科举试卷不仅不“弥封”，而且在阅卷时，还要参考由推荐人递上来的行卷。行卷，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将自己平时感觉比较满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投于主考官，以便在阅卷时参考。白居易当年就得益于行卷，当主考官看到他平时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大加赞赏。白居易进士及第。行卷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但是也为作弊开了方便之门，不少人就在行卷上做起了手脚，偷窃抄袭、捉刀代笔之风一时盛行。武则天当政时期，因吏部招考官员时有舞弊行为，武后下令用纸糊上考生姓名，暗考以定等第。武则天应该是“弥封”的创始人。但是当时仅在考选官员上运用此法，没有推广到科举考试上来，所以也没有形成制度坚持下来。

　　北宋初年，沿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但是根据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不断加以完善，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考试体系。

　　宋太宗时，将考生的姓名、乡贯糊住，决定所录取的试卷后，才拆开弥封，以后便形成了制度。《宋史·选举一》记载：“淳化三年，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先是，有击登闻鼓诉校试不公者。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仍糊名考校，遂为例。”1033年，仁宗下诏各州，乡试考选举人，都要封弥卷首。吴自牧《梦梁录·士人赴殿试唱名》载：“旧制，士人卷子仍弥封，卷头打号，然后纳初放官。”

　　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出考生的字体。1005年，宋真宗特地为河北考生举行专门的省试，第一次使用了誊录法。1015年，宋真宗又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宋史·选举志一》“（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监以内侍二人。”试卷弥封、誊写法的实行，达官贵人的特权被取消了，平民子弟和贵族子弟有了同等应试的环境。

　　因为试卷弥封和誊抄制度，还产生了一次误会。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点检试卷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在阅卷时，一篇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引起了梅尧臣的注意，此文清新洒脱，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文章说理透彻，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梅阅此文后以为有“孟轲之风”，推荐于欧阳修。欧阳修看后，也大为赞赏，本来想评为第一，但欧阳修又一想，世上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非自己的弟子曾巩莫属，选自己的学生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评为第二。拆开弥封后，欧阳修没想到的是此文不是曾巩所作，而是苏轼所为。苏轼也因此与状元擦肩而过。欧阳修多次担任主考官，他对实行糊名誊录制度后的科举制度大加赞美，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说：“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

　　宋真宗时，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考场巡捕官，因有亲戚应试，向主考官提出辞职，以避嫌疑。宋真宗受到启发，为防止亲戚关系舞弊，宋真宗下诏推行“别头试”，即让与考试官有亲戚关系的考生移试别头，换一个考区参加考试以避嫌。考官在此期间，住在贡院，等考试结束后再回家，以杜绝托关系、递条子、走后门。由于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一些平民子弟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宋代的科举制度延续到元明清三朝。元代设立了受卷官、弥封官、誊录官和对读官，各司其职，权限分明。清代科举试卷的弥封制更加完备，流程更加严密。先由弥封官将卷面打叠封藏考生姓名，用《千字文》编“红号”。考后由誊录官将试卷（即墨卷）用朱笔誊写，称为“朱卷”，送考官评阅。放榜之日，按取中的朱卷红号调取墨卷拆封，唱名写榜。（郑学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