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北京”纪念“西儒”庞迪我四百年

　　5月28日，“相约北京”艺术节在沙滩北街著名的东景缘上演了一场非常特殊的音乐会。这台音乐会是由北京塞万提斯学院和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推荐的，一支由西班牙美妙声调和伊利贝尔合奏团联袂组成的巴洛克乐团演奏，音乐会的主题是《西洋“乐瞰”紫禁城》，是为了纪念一位曾经在400年前明代宫廷中颇具影响力，为中西文化交流起到巨大作用，却在历史中一直为同在北京的利玛窦的光芒所掩盖，并被中国官宦尊称为“西儒”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乐瞰”紫禁城，是因为他是第一位把西洋早期的击弦古钢琴，带到中国宫廷并且把中国的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混编在一起成功演奏的人。

　　无逻辑中西乐器配置不可思议

　　选择东景缘这样一个由早已废弃用做工厂再经废弃，历经现代建筑设计改造修旧如旧，甚至保留了历史后期附着上去的时代痕迹的古代寺庙建筑中，实可谓是精心策划用心良苦。而这支巴洛克古乐团的奇特配置更是让人惊诧不已：一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架小竖琴、一把巴洛克“标配”的主奏乐器鲁特琴和羽管键琴，再配上手鼓等简单的打击乐器；更加令人惊诧不已的是与小提琴左右对坐的，居然是二胡，而且他更是这场音乐会上的核心。二胡手还是个中国民族乐器的多面手，在他座椅周围，还摆放着中国竹笛和笙。那位竖琴手也很让人惊诧，她的面前还有一架古筝，身后的椅子上一把雕刻精美的马头琴格外抢眼。在音乐会上，这位竖琴手还是一位巴洛克女高音，同时，她还要穿插着操演古筝……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毫无逻辑关联的中西乐器配置起来的巴洛克乐团，处处透露出令人惊奇不可思议的细节……

　　“转基因”巴洛克古曲更为有趣

　　“美妙声调”是西班牙第一支专门研究与诠释中国古代音乐与中西方音乐史的乐团，拥有二胡、笛子、笙、古筝、马头琴、竖琴、竖笛、声乐。“伊利贝尔合奏团”是一支专注于利用古典乐器诠释巴洛克音乐的演奏团，拥有羽管键琴、巴洛克小提琴、巴洛克低音提琴、打击乐、鲁特琴。他们的演奏曲目极具学术性，这场音乐会的曲目是沿着庞迪我从西班牙到澳门再到北京的路线和站点而精心设计的。开篇是“从托莱多到澳门”，第二篇题目为“北塘会议”，第三篇章则是在北京与万里皇帝的交流“音乐，宇宙与人类：皇帝的理论”，末篇则是“皇帝的音乐”，以巴洛克乐风的中国古曲《游子吟》作大结局。所涉及的作品大多是从图书馆和博物馆中找到的，16世纪到18世纪西班牙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作曲家的作品，其中还有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收藏。这些作品深藏在博物馆、图书馆中，如果不是有学者专题性研究，极少有机会重见天日为今天的人们所领略，而“美妙声调”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按照古谱原封不动地演奏，而是融入了很多21世纪的音乐和研究理念，让这些400年前带有东西方“转基因”意义上的巴洛克古曲又有了更多的趣味性和可听性，在欣赏之余你也会向历史发问……比如《游子吟》就是以昆曲的曲调演唱但已经是带有浓郁的巴洛克音乐风格和构架，而作为昆曲的“标配”——曲笛恰与巴洛克长笛音色相近，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更加有趣。

　　音乐会结束后，观众在东景缘古朴而又极具现代气息的庭院中，伴着一轮明月，品着红酒，意兴阑珊地谈论着庞迪我和这场奇异的音乐会……

　　再发现：庞迪我与中国

　　早在唐代，中国宫廷乐团就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乐团之一。在明末清初，随着欧洲传教士的到来，在紫禁城内，响起了独具特色的异国音乐。某天，中国皇帝要求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演唱他写的曲调，并与中国宫廷乐师们用中国及欧洲的演奏方式弹奏。这是18世纪初发生在紫禁城内的真实场景。

　　再现四百年前中西交融宫廷乐

　　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于明代末年来到中国，曾负责教导宫廷乐团使用首台进入中国的击弦古钢琴。在长时间的异国生活中，他充分了解了中国的宫廷音乐，将西洋的演奏方式交给了中国的乐师们，奠定了中西融合的宫廷音乐的演奏方式，并根据皇帝的喜好变换演奏风格。从那时起，紫禁城内便响起了古钢琴、竖琴、管风琴等西洋乐器的美妙旋律。

　　东景缘的这场《西洋“乐瞰”紫禁城》音乐会，就是在试图重现庞迪我时代的紫禁城宫廷乐队中西乐器交融的配置和演奏的音乐作品，再现400年前华丽璀璨的宫廷音乐盛宴。

　　在400年的历史中，庞迪我的名字一直为利玛窦的光环所遮掩，但他对明朝皇帝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利玛窦，而我们今天在车公庄依然能够看到的利玛窦墓地，正是由于庞迪我的争取而获得的皇家御赐。不过，这一切都隐藏在利玛窦墓地的背后。

　　对于庞迪我的再发现，首先是由我国台湾学者邢敏1971年在西班牙考察，并发表文章简要介绍庞迪我事迹，由此才引起西班牙学术界对庞迪我的关注以及庞迪我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但在那之后，西班牙学术界并未能够拿出像样的有关研究成果，以致中国学者张铠在20余年后写出的著作《庞迪我与中国》仍堪称开山之作。

　　百科全书式的全面向西方介绍中国

　　庞迪我1597年来华后，先在澳门逗留至1600年进入中国内地，在南京与利玛窦会合。翌年初，他们一同来到明朝首都北京，向万历皇帝进献重礼，博得皇帝欢心，获准居住京师，并有机会出入皇宫。

　　庞迪我由南至北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有机会深入体察中国国情；出入皇宫及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交往，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统治体制的认识。1602年他从北京写了一封长信给西班牙托莱多主教路易斯·德古斯曼神父，对中国的方位、山川地势、物产经济，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礼仪、政治外交、宫廷内幕作了百科全书式的大量介绍，该文献基本上代表了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欧洲人对中国最全面最客观的认识，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和欢迎。1604年，它的西班牙文本被公开刊印，随后又被译成法文、德文、拉丁文和英文，并多次再版。这在促进欧洲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方面无疑是重要的。

　　为中国绘制最早的世界地图

　　1610年12月5日北京日食，钦天监预测失误，朝野不满。朝廷召庞迪我和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参与修订中国历法期间，庞迪我花大量精力测量了广州至北京各主要城市的纬度，同时，他们还应徐光启之邀共同增订《几何原本》。

　　1612年，庞迪我、熊三拔遵万历皇帝旨绘制《万国地海全图》，随后，庞迪我又写了一部世界地理概述，该文稿后经艾儒略整理，于天启三年（1623年）刊刻面世，即第一部汉语现代地理学专著《职方外纪》，被收入《四库全书》。

　　1614年，庞迪我著《七克》，徐光启为之润色被一再刊刻并“收入四库”，庞迪我因此而在明朝士大夫中被尊称为“庞子”。清代孙柳庭到1693年还在《舆地隅说》中写道：“泰西之人数万里来宾，其文亦温文典雅，诚朴不欺，自号‘西儒’，以《七克》为教，似无异乎孔门所谓克己复礼者也。”可见庞迪我在当初影响之广。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李澄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