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24日起，《中国日报》每周四将刊发一篇连载文章，讲述劳伦斯眼中过去40年中国发生的巨变，敬请关注。

    还记得1981年我初到北京时值春末夏初，机场热得像一个大烤炉，身处其中的我汗流不止。机场里没有行李传送带，只能依靠人工抛接。机场工作人员完全不关心乘客的行李里是否有易碎物品，他们没有服务的概念。

    我记得那时机场的天花板上装饰有红色五角星图案，我走出机场时碰见的每一个人，不论男女，都穿着绿色的军裤或者蓝色的工装裤，再加上一件质地很差的短袖衬衫。我试着用蹩脚的普通话问路，但没有人回答我，他们只是盯着我。这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从太空掉落的外星人。

    从首都机场通往北京市区的道路又窄又破，我乘坐的大巴一路上坏了好几次，这段路途由此显得格外漫长。

    与大多数外国人一样，我在北京的第一站是友谊商店，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的五层百货商店。当时，它是长安街上最高的建筑。在友谊商店里，我花了1美元买了一罐进口可乐。那时，北京有且仅有一种本地的软饮，叫作“汽水”。

    我的中国老师得知我花了1美元买了一罐进口可乐后都惊呆了，他们觉得我太堕落了，就连当着我的面也是这样说。在那个年代，中国普通老百姓不能进友谊商店。当然，也没人买得起一罐进口可乐。

    天气酷热难耐时买一罐可乐解暑，这原本只是一件简单至极的小事，但在当时的情景下却尖锐地凸显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

    那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无钱可用，因为1981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量极其有限。即便有人手里有钱，他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除了友谊商店之外，大多数政府运营的商店或是货架空空、或是仅有蓝色或绿色的裤子出售。

    简言之，中国人面对的是“匮乏经济”。

    身为一名大学新生交换生，我心怀远大理想，一心想要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同时这也是驱使我每天用一个廉价的白色锡杯灌下一杯口味奇特的上海产速溶咖啡的主要动力所在。但很快，我改成了喝茶。每天，我肩上斜挎着一个绿色的军用包去上汉语课，我相信它将开启化解中国困境的一道大门。

    我站在友谊商店里喝可乐时，完全无法想象得到，20年后中国物质匮乏的状况将得到彻底扭转，30年后它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强大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