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对当代人心性修炼的现实功效

2018-04-10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郭万超

  “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阳明心学既传承了中国文化的根脉,又在中国思想史上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阳明思想流传千古,影响到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在物质文明大行其道的时代,认真学习、传播、践行阳明思想,对于当今文化建设、国人人格培养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阳明心学必须突破唯物唯心之辩

  人们习惯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分来对各种哲学流派进行区别,甚至以之作为哲学是否科学的标准。其实,这种标准只是从世界的本源来说的,未必是唯一正确的标准。世界万物是分好多层次、范围的,也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认识,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真正科学认识世界的丰富性。如果撇开唯物唯心的视野来对哲学区分,可以看到,有一种哲学是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像黑格尔、马克思等,但是也有人从个体微观的视角研究个人幸福,这种就是人生哲学,它似乎无关唯物唯心,对于生命个体而言,精神性是其标志,虽然它依赖物质。阳明思想就属于后者。

  阳明思想的核心是人格完善之道,他认为,“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他的“致良知”的揭示,使人人皆能自为主宰,人人皆能通过自致良知的生活实践,而把生命的境界导向光大高明的圣人之域,又岂不动人?如果我们真能为王阳明及其学说所动,则研习其学说,追慕其为人,自致其良知,完善其人格,也必自得其生命境界的转进。

  阳明心学在心性修炼上具有突出优点

  古今中外精神修炼的方式方法非常多,包括佛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以及各种灵修、冥想。比如宗教,是通过提供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方才使得那些既非诗人、艺术家,也非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百姓们,得以减轻这个神秘莫测世界的种种奥秘给他们带来的重压。宗教虽然以一种方式解决了人的终极关怀问题,但的确是一种欺骗性的东西。而各种灵修、冥想则容易把人引入歧途,甚至带来身心疾病。

  而阳明心学把个人人格的提升诉诸于现实的人,这种世俗的修养途径,避免了消极避世,具有积极意义。阳明心学大体以儒家路线为主,因为儒家所建构的伦理世界,从来都未曾脱离过人生最重要的亲情。它是以最最天然的血缘亲情为出发点,来建构能够安顿人的生命的伦理世界的。他后来对佛教有批判有吸收,如果不涉及形下的伦常世界,仅就形上超越的世界而言,佛教的确是他悟入道体的增上缘,但就形下的人间秩序世界而言,他最终走的仍是儒家的路线——就是内不忘正心诚意的成圣工夫,外不忘家国天下的秩序建构事业。

  王阳明说,人为了生存,难免要追求一些能使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诸如金钱、名利、地位。不过,有的人是在“良知”的指导下追寻这些,有的人却只是一门心思地追求外物。如果我们的内心永远盯着那些外物,必然会累得死去活来。而心学的最大妙处在于:我们可以在身心幸福的情况下追逐外物,只要能以良知为指引,追求什么都是可以的。因此,王阳明心学不仅是我们身心修行的法宝,还是我们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

  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修炼方法与现代认知科学契合

  致良知,如何致?不是一个人独自在书斋里沉思,也不是在学理的往复论辩中致。“致”乃是“听”,而不是“创设”,也不是“获取”。对于我们每个人本有的东西,既无需创设,也谈不上获取。如何听?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听。这便是“知行合一”。知与行不能分作两事,不能以为在行之前,先须知。知与行一旦脱离,当中隔着的就是私意!阳明就此感慨地说:“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知与行,一旦被私意隔断,知就不是良知,而是矫知;行就不是正行,而是妄行。

  致良知就是在生命实践中倾听良知的声音,而且要一以贯之,自始至终:“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何以是“行”之始?凡真理,必是让我们心向往之的;心向往之,即是“行之始”,即是“行”之动力,更有何疑焉?“行”何以是“知”之成?真理既然是我们所向往者,便必是我们要与之融为一体者,即,让我们的生命因此而有了意义,有了精彩,而惟有“行”才使我们能与之融为一体。

  所以,“致良知”乃是生命实践的功夫,而不是单纯的认知活动。就此,王阳明说道,“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端,符合现代认知科学的规律。当然,这种观点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

  阳明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敛性

  王阳明指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天真的心不用创造,原本就具有自己的心性灵性,原本就是清洁的。王阳明还提出“心即理”这一心学之基本命题,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见王阳明《传习录》)

  中国文化是一种练内功的文化,辜鸿铭认为是“一个有道德、真正的文明”。或者说是有“道德力”的精神文明。而西方文化以征服外部世界为主导。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有“征服自然之异彩”“科学方法的异彩”,辜鸿铭认为,欧洲文明是把制作更好的机器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东洋则把教育出更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差别。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的机械文明。

  人的幸福成功不是体现在外部的东西,比如名利、地位,这些都不能让一个真正宁静,圆融,一个人的修为需要向内心来求。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对于今天物欲横流的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辜鸿铭所言:中国人的精神“能使我们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神圣心境便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梁漱溟先生也指出,中国人在精神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学遂大行于天下,直至今天。西学若真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即我们民族安心立命的问题,倒也罢了,何需再谈阳明心学?心学之被淡忘,似乎是一个走入了现代化进程国家的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西学是不能解决中国人的人生观问题的,因为人生观的要点,是“心”之安顿的问题。中国的一部近现代史走到今天,国人的心依然没有安顿好,这是一个终于被大多数人都看清楚了的事实。于是,这样一个结论应该可以下了: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都不可能指到这个“心”。(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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