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恰逢清明时节雨……
倡议设立“雷达评论奖”

2018-04-04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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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评论精选集《雷达观潮》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为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重要批评家,著名评论家、散文家雷达是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评论者的参与者。评论界普遍认为,他的批评生涯贯穿中国新时期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并且始终处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沿。今年3月31日下午他的突然离世,是中国文学的损失!贾平凹诗《哭雷达先生》:“天上起雷声,文坛有大评。倏忽归混沌,人间正清明”。正是对他的评价和写照。莫言以“昨夜文坛坠大星”表达文学界深刻的缅怀和哀悼之情。

莫言为诗以寄哀思

  这一消息令人猝不及防。文学界一片悲声。据知,就在前一天,他的毕生评论精选集《雷达观潮》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正式上市。新书讯息发布不到24小时,他就绝尘而去。在该书的后记中,雷达曾这样写:“就让这本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份精神档案存留着吧。”或许,这就是他用毕生心血留给我们,留给中国文学最后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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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达的散文也感人至深。他曾这样写道:“我知道,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活着的尽头是死亡,爱情的终点是灰烬,写作的收场是虚无,不管我们多么珍视自己的这些作品,这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尽管如此无情,我们依然要尽力地活,尽情地爱,尽心地写,别无他法啊!我自知渺小脆弱难脱定数;我自知人生短暂,如飘尘,如流云,恍然若一梦,却仍想顽强地活出一点意义来。斯宾诺莎说过大意如此的话,他说,我们都是法则和原因的伟大河流中的一滴水,人类也只是宇宙生命大戏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和波浪罢了,似含有某种宿命之意;萨特却说,人的命运取决于人们自己的抉择,人的存在价值有待于人们自己去设计和创造,似更加肯定存在先于本质,好像都有道理。人,总是要在无意义中,在虚无中,去寻找意义,创造意义。”

  雷达被称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评论者的参与者”。斯人已去,恰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他的散文《韩金菊》是挖掘其内心层次的佳作,《北京文学》在评2017年文学排行榜时,力主将其排上,这也是继他《费家营》后第二次上榜,这真情散文应带有他说的一定的宿命感。许多人读罢认为雷达敢面对现实,不掩饰,是一条真正的西北汉子。 

  4月4日,雷达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个与众不同的场景引人注目,一排雷达培养的学生伫立在侧为其送别,可见雷达为人师表的感召力。其中,鲁迅文学院二期主编班学员,以文泣祭敬挽雷达:“雷达以雷霆万钧之势横跨文坛三十多年之久,笔调纵横,怀才抱器。老少卧龙,醉吟先生,多惠其珠润玉饰,引颈向上。鲁二开课时曾来谈及小说要领;鲁二十周年班庆来诚挚祝贺,学员中也多有青青子衿听其木铎之音。今先生冷眼观潮而去。万木花开,清明临至,天籁之声流水潺潺。亦师亦友。戊戌年轮,月红日白,奇谲诡变,雾霾人事莫衷。时节归天,秉笔谈笑而去。鲁二众学员寄托哀思。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今泉涌之念当从先生字里行间溢出”。

鲁迅文学院二期班全体学员深切缅怀雷达老师。 王童文,马青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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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达的评论,切中时代文学之脉博,击中当下创作之软肋。他曾撰文:今天是一个必将产生大作家的“伟大时代”。细细一想,问题又不那么简单。现在的作家普遍写得比较多,是前所未见的“繁荣”。产量既多且速度又快,作品质地就不那么坚实,作品也就经不起长久阅读。创作的浮躁源于两个尖锐的矛盾:一是市场需求无限与作家“库存”有限的矛盾,二是市场要求出手快与创作本身要求慢和精的矛盾。市场有个不变的规律:如果不让作品代谢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利润的雪球就不可能越滚越大。人的才力有快慢之分,慢未必出好作品。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而在于不少作家的“库存”因为透支而被掏空耗尽,不仅生活和语言积累耗尽,连知识积累也越来越贫乏。就只能闭门造车,抓住一点东西拼命注水,书一出来又希求叫好,用以支撑门面。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我看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可谓一语中的,语重心长。

  他说:“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甚为普遍的精神姿态。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空气之下,当下文学的营养不良,底气不足,资源不丰,传统不厚,思想不深刻,精神价值的难以整合和确立等症候,便明显地暴露出来。”

  “我们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有了高钙……它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即使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

  雷达生前曾说:“我知道,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活着的尽头是死亡,爱情的终点是灰烬,写作的收场是虚无,不管我们多么珍视自己的这些作品,这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尽管如此无情,我们依然要尽力地活,尽情地爱,尽心地写,别无他法啊!……人,总是要在无意义中,在虚无中,去寻找意义,创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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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人已去,让人悲痛之余,不禁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雷达评论成果自不说,不管黄钟大吕也好,小桥流水也罢,人去文存。如果将那些珠玑文心雕龙过滤存留下来,或许是一种更好更长久的纪念方式。

  多年前,雷达尚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任主任时,我曾向他斗胆建议,“应办一份全国最权威、最指点江山、最纲举目张的文学评论杂志,且公开发行,肯定会对当今文学起到重要作用。”

  现在由此想到:可否专设个评论家的“雷达评论奖”呢?当今强调要加强理论评论的力度。我以为,大学之中的研究所中多有这方面探幽,而文学界中尚天缺这一角。雷达的文宗学府,人品感召,及对当下文坛的关照,尚无左右匹比,中国文学界之评论空间,需要这么一个擘肌分理,点犀开悟的奖项,鼓励创作,扶掖后辈。鉴此,在悼念雷达的悲恸的日子里,建议设立“雷达评论奖”, 必定功莫大焉。

  附:

  通往深刻的道路

  雷达

  人的才力有快慢之分,慢未必出好作品。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而在于不少作家的“库存”因为透支而被掏空耗尽,不仅生活和语言积累耗尽,连知识积累也越来越贫乏。就只能闭门造车,抓住一点东西拼命注水,书一出来又希求叫好,用以支撑门面。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我看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很容易掉进一个没有边际的、几乎囊括了所有文学问题的理论陷阱,因此一切必须从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文学实践出发来分析问题和努力找出答案。

  笼统地讲,今天是一个必将产生大作家的“伟大时代”。细细一想,问题又不那么简单。现在的作家普遍写得比较多,是前所未见的“繁荣”。产量既多且速度又快,作品质地就不那么坚实,作品也就经不起长久阅读。创作的浮躁源于两个尖锐的矛盾:一是市场需求无限与作家“库存”有限的矛盾,二是市场要求出手快与创作本身要求慢和精的矛盾。市场有个不变的规律:如果不让作品代谢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利润的雪球就不可能越滚越大。人的才力有快慢之分,慢未必出好作品。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而在于不少作家的“库存”因为透支而被掏空耗尽,不仅生活和语言积累耗尽,连知识积累也越来越贫乏。就只能闭门造车,抓住一点东西拼命注水,书一出来又希求叫好,用以支撑门面。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我看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

  以上所言,偏重于时代﹑文学的生态环境和文学的生产机制等外在的制约因素;要发现今天的文学到底最缺什么,还得回到文学本身去找答案。

  文学成为现在的样子,首先与思想文化思潮的大背景有关。以小说创作为例, 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就其精神骨骼和血肉品性而言,精神缺钙现象却也在日益普遍和严重。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致使人文精神大幅度滑坡,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今的文学创作随着80年代的终结,思想启蒙的声音日渐衰弱。90年代以来的小说普遍告别了思想启蒙,走向解构与逍遥之途。若从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政治追求的角度看,90年代以来的小说较为普遍地告别了虚幻理性、政治乌托邦和浪漫激情,或走向实惠主义的现世享乐,或走向不问政治的经济攫取,或走向自然欲望的人性放纵。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由于自现当代以来,人们受到太多的伪崇高、伪宏大、伪权威、伪浪漫、伪美的欺哄和伤害,对于号称神圣的东西心存厌倦,90年代以来的小说便以较大规模和较快速度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而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叙述。从小说究竟应该务实还是务虚的角度看,小说或被迫或主动地由审美理想转换为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存在。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甚为普遍的精神姿态。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空气之下,当下文学的营养不良,底气不足,资源不丰,传统不厚,思想不深刻,精神价值的难以整合和确立等症候,便明显地暴露出来。

  现在的文学,首先“最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恰恰应该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撑点。今天的很多作品,并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中国作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一种错觉,往往把激愤批判之作等同于批判现实主义,并把它当作世界文学的高峰来看,凡揭露性的就是好的,就是中国文学的方向,就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这种看法的偏颇在于,它忽视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

  我们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有了高钙。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即使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时下不少作家把批判负面的国民性(奴性、麻木、欺骗、虚伪等)当作了惟一的深刻,这只能说明其精神资源的薄弱。难点在于:正面价值的声音,如何才能不抽象化地﹑外贴式地,而是内在地如血液般地化入文学作品的肌理之中;再追问下去,难点更在于: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及其传统如何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事实上,文学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和缺乏说服力,正是社会、文化、哲学领域正面精神价值匮乏和缺乏说服力的反映。例如在今天,我们的思想资源就甚为复杂,但主导价值并不显豁,致使一些作家失去了价值判断能力,以价值中立来掩饰其莫衷一是的尴尬。

  第二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这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当前文学的品质和格调。作家的根本使命应是对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一个通俗小说家只注意故事的趣味,而一个能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却能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

  而目前的创作现状是:对日常生活原汁原味的仿真和临摹,从开始的亲和感、烟火气,渐渐变成令人腻歪的唠叨;对身体和感官的再发现,从开始的反抗传统,变成了扭捏作态的展览;对血腥和暴力的变态渲染,从开始的扩大审美(或审丑)疆界的创新,渐渐到了令人战栗和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对于“性”事的大量感官化描绘,对于偷情故事的低水平重复,从开始的一点积极意义,到了让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完全消解了意义的地步;再如“堆积苦难”,从一开始的召唤起人的神圣同情感,到夸张失度 —— 世界上哪有连一天、一分钟都从没高兴过的人呢?这不真实。这不禁令人感慨:过去是,越“光明”越好;现在呢,越肮脏越好。现在的流行是越脏、越丑越叫座,反而说深刻啊深刻。不是说生活中的灰暗污浊不可以写,而是说有的作家作品只有写灰暗污浊腐败的能力,没有审视﹑思辨﹑取舍﹑提升以及使正确的审察植入作品血脉之中的精神能力。

  文学的第三方面的“最缺少”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这已经导致了当前文学作品数量与质量比的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艺术水准。这些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的复制浪头,一个时段什么故事吃香,什么题材耸人听闻,这类作品就像事前商量好的一样,连袂而出,而且发行业绩总是不错,而风格独特的深思之作,往往受到冷落。这就叫流行压倒独创。千篇一律的偷情故事,千篇一律的受难故事,捂住作者名字,你绝对看不出有啥区别。可当这些重复在努力中还没有完全克服时,新的重复又渐渐显现和突出了。近日大家都在谈论如何表现新农村,问题不在表态,而在作家们对新农村知道多少思考了多少。今天的农村,已不再是鲁迅、沈从文笔下的农村,也不再是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浩然们笔下的农村,甚至都不是高晓声笔下的农村了。所以作家们的评价眼光,价值尺度,主题取向,都可能发生某些微妙变化。现在问题的要害是,许多作家徘徊在固有的视角,重复着一贯对农民性的认识,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袭用现成的思想精神资源,提不出新问题。诚然不能低估中国乡土现代转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但对中国农村来说,现代性,现代有尊严的健全的人格意识,尊严意识,当代农民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难道不是亟待研究的新课题吗?“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期观察,体验,沉入生存,深切地、紧张地甚至是悲剧性地思考的结果。在这篇文章里,我谈了三个“最缺少”。使用“最”字,无非是突出其严重性和紧迫性,以引起注意,引起讨论。

【责任编辑: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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