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上的唐诗

2018-03-12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张强

  作者:张强(淮阴师范学院教授)

  汴河又称通济渠,是隋炀帝在先秦鸿沟、东汉汴渠等基础上兴修的运河。这条运河的起点是洛阳西苑,终点是扬子渡口(在今江苏扬州南扬子桥附近),其中包括淮河航段、春秋时吴王夫差在江淮之间开凿的邗沟,如史有通济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隋书·食货志》)之说。

  通济渠是唐王朝最繁忙的交通线。李吉甫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这里所说的“后代实受其利”,是指隋炀帝建成通济渠以后,唐代坐享开通之利。这一认识贯穿于唐代的始终,如晚唐皮日休以诗歌为载体表达了与之大致相同的看法:“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二首》其二)首句用“尽道”领起全篇,叙述隋炀帝大兴土木兴修通济渠导致覆灭事。二句笔锋一转,称千里航线开通后给唐王朝带来巨大的利益。三句与首句相扣,补足隋炀帝灭亡的原因。四句与前三句呼应,认为隋炀帝兴修通济渠可与大禹治水疏通九河相提并论。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但生动形象地揭示了通济渠即汴河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江南古运河水乡古镇景色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唐王朝定都关中长安后,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走向衰败,江淮农业经济稳固上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租赋依赖江淮即东南的局面。史称:“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食货志四十三》)唐高宗以后,关中及长安依赖江淮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当时,每年从江淮运往关中的租米为一百万石到一百二十万石,最高年份达四百万石。但这里不包括沿途损耗及运输费用等,如以明代漕运“率四石而致一石”(黄宗羲《明儒学案·都督万鹿园先生表》)为参照,那么,每年起运的租米应在四百万石到一千二百万石之间。如果以每船运四百石为基数,那么,在汴河上行驶的运粮船(主要是官船)应在一万艘到三万艘之间。如果再把有其他功能的官船、民船和商船算上的话,那么,汴河上“舳舻相继”当不是一句空话。

  这一时期,诗人以汴河为兴象,极大地丰富了唐诗的内容。如刘禹锡在《杨柳枝词》中吟唱道:“炀帝行宫汴水滨,数枝杨柳不胜春。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诗人紧扣隋炀帝行宫、汴水、杨柳、杨花等意象,在关注历史中留下了耐人寻思的意味。李益《汴河曲》云:“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从表面上看,这首诗与刘禹锡的《杨柳枝词》多有相似之处,抒写时间和兴象基本相同,但诗人由物及人,以“愁杀人”三字收笔抒发了挥之不去的羁旅之愁。白居易屡遭贬谪,重走三十年前走过的汴河路,留下了“三十年前路,孤舟重往还。绕身新眷属,举目旧乡关。事去唯留水,人非但见山。啼襟与愁鬓,此日两成斑”(《汴河路有感》)的感喟。崔颢《晚入汴水》云:“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溯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诗紧扣诗题,在写景抒情中将客愁延展到汴河棹歌之中。韩愈送别诗充满了力量,以汴河为兴象表达了对友人的激励和期许,如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中写下了“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的铿锵有力的诗句。人生有欢乐也有不如意的时候,友人落第经汴河东归,贾岛以“下第子不耻,遗才人耻之……浙云近吴见,汴柳接楚垂。明年春光别,回首不复疑”(《送沈秀才下第东归》)等劝慰,希望友人在挫折中奋起。岑参的汴河送别诗别具一格,像他的边塞诗一样有气势,如《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有“刘公领舟楫,汴水扬波澜。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等,这些诗句以汴水为喻,抒写了天地宽广的豪情。与岑参相比,卢仝的诗充满了想象力,如他在《冬行》中写下了“不敢唾汴水,汴水入东海。污泥龙王宫,恐获不敬罪。不敢蹋汴堤,汴堤连秦宫。蹋尽天子土,馈餫无由通”这样耐人寻味的诗句。白居易语言精练传神,寥寥数笔生动地勾勒了汴河远通江南的大交通,留下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长相思》)的妇孺皆知的名篇。李敬方《汴河直进船》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汴河是唐王朝的生命线,当国用不足只能依赖江淮租赋时,汴河成了唐王朝搜刮东南四十三州民脂民膏的运载工具。诗最后笔锋一转,将错综复杂的情感表述为“取尽脂膏是此河”,增强了批判现实的力度,传达了力透纸背的力量。

  唐代以后政治中心东移和北上,汴河徐州以西的航段逐步废弃不用。时至明末清初,开辟京杭大运河新航线,汴河徐州以东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淮河镇)入淮的航线也废弃不用。这样一来,汴河或成为残沟断壑或成为农田,遂给后世认识汴河行经的区域等带来了困难。如历史上的梁园,是汉代梁孝王刘武在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建造的园林。李白长期在此居住,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梁园吟》。问题是,李白为什么会以汴河为兴象,在诗中写下“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梁园吟》)等诗句?如果关注一下唐诗便可以解除其中的疑惑。如姚合《送刘禹锡郎中赴苏州》有“初经咸谷眠山驿,渐入梁园问水程”诗句,两相对比,当知李白以汴河为兴象是从眼前景写起的,又知汴河行经睢阳时从梁园中穿过。又如杜牧《汴河怀古》有“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等诗句,结合《史记·梁孝王世家》“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等语,当知隋炀帝修通济渠时利用了梁园的水面,这一水道为唐代所继承,沿途经过汉代梁园中的平台、复道等遗址。如果将李白、姚合、杜牧诗联系起来读,当知梁园是汴河东行时不可或缺的航段节点,进而补充史料中的不足,为全面认识汴河在唐代的水道提供必要的帮助。

  汴河有两个汴口,一是汴河入黄河的河口即荥阳汴口,一是汴河入淮河的河口即泗州汴口。历史上的两个汴口都是唐诗关注的对象,如果粗心大意的话,很容易将泗州汴口误认为是荥阳汴口。如杜牧《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有“清淮控隋漕,北走长安道”句,此时杜牧在淮南节度使幕府任职,赴京北上自然是沿淮河入汴河。联系诗中的风物,这里所说的汴口只能是泗州汴口。如顾祖禹论述道:“汴水自河南境流经泗城东,而合于淮,亦谓之汴口。”(《读史方舆纪要·川渎四》)荥阳汴口和泗州汴口相距千里,如果误读的话,将会犯地理方位上的错误,进而影响到对诗人行程及诗歌的正确认识,同时会对唐代以前汴河的航线及行经区域造成误解。

  河阴县是唐玄宗一朝加强漕运在荥阳汴口一带建河口仓的产物。裴耀卿受命主持漕运后,采取了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洛、河不入渭的接运之策,重点建设了位于荥阳汴口的河阴仓。杜佑指出:“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敕郑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萧炅,自江淮至京以来,检古仓节级贮纳。仍以耀卿为转运都使。于是始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清县置栢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三门西置三门仓。开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以避湍险。自江淮西北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候水调浮,漕送含嘉仓,又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所谓北运也。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通典·食货十·漕运》)河阴仓是河口仓,是汴河漕运入河时的重要节点,在唐代漕运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为加强对其的管理,唐王朝析三县之地建河阴县。如史有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遣侍中裴耀卿充江淮、河南转运使,河口置输场。壬寅,于输场东置河阴县”(《旧唐书·玄宗纪上》)之说,乐史又有“河阴县,东北一百四十里旧三乡,今二乡,其地即汜水、荥泽、武陟三县之地也。开元二十三年,侍中裴耀卿奏以地当汴河口,便于漕运,宜析上三县之,置县以顿之”(《太平寰宇记·河北道一》)之说。白居易在《河阴夜泊忆微之》中写道:“忆君我正泊行舟,望我君应上郡楼。万里月明同此夜,黄河东面海西头。”从诗题“河阴夜泊”中当知,河阴是自汴河入黄河的航段节点。雍陶在《河阴新城》中描绘道:“高城新筑压长川,虎踞龙盘气色全。五里似云根不动,一重如月晕长圆。河流暗与沟池合,山色遥将睥睨连。自有此来当汴口,武牢何用锁风烟。”雍陶生活在晚唐,约公元834年前后在世,此时上距建河阴县的时间约一百年,雍陶以“河阴新城”为题,当知此城有别于旧城。在这中间,弃旧城建新城固然与黄河水文变化多有联系,以诗证史,亦可知河阴县在唐代汴河及黄河漕运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从初唐到盛唐,从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唐代诗人行走在汴河上,留下了大量吟咏汴河或以汴河为兴象的诗篇,这些诗篇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历史岁月和风貌,虽有不同的取向,但拓展了艺术创造的空间,具有很高的审美及文献价值。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12日 16版)

【编辑:产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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