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非闇《秋山红树图》（老舍收藏）

　　老舍夫妇

　　1959年时的田家英

　　1936年，燕京大学时期的王世襄在王家花园里

　　本报昨日报道

　　关注艺术品收藏

　　这两天，艺术品市场成了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继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在保利拍出9.315亿元人民币“天价”以后，在嘉德，一夜之间四件艺术品成交价接连破亿……在艺术品拍卖成交价火速蹿升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玄机？艺术品收藏之乐到底在于经济潜力还是文化内涵？为此本报推出“关注艺术品收藏”的专题报道。

　　“在我看来，收藏不是投资，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着迷和执念，沉浸其中，乐趣无穷。”资深媒体人解宏乾近日出版新书《着迷：那些有态度的收藏家》并在北京彼岸书店举办读者座谈会。书中通过讲述邹静之、姜德明、田家英、王世襄、老舍等多个领域收藏家的故事，阐明了一种不同于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收藏理念，堪称如今收藏热潮中的一番冷思考。

　　对于自己所写的这些人物，解宏乾解析说：“他们不是职业收藏家，不以赚钱为目的，搞收藏纯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诉求。在收藏的世界里，他们发现历史，找寻心灵的寄托，收藏成了他们生活趣味的一部分。而且从不起眼的小物件起步，直至埋首钻研几十载，藏品渐成规模、蔚为大观。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发掘出藏品独有的艺术价值，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历史得以再现，让文化得以传承。”他认为，这些收藏家们为那些艺术品优美的造型而着迷，为那段不平凡的历史而感慨，为重拾曾被遗弃的文化而寻觅，这才是收藏的真正魅力所在。正是因为这些被重新发掘出来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那些原本被人们丢弃的“废物”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追捧。他想通过本书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收藏的态度：让收藏多一点文化，少一些铜臭味。

　　解宏乾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一直在媒体工作，主要负责影视、文学、戏剧等领域的报道采访。曾在《北京青年周刊》及《国家人文历史》等报刊上撰写收藏栏目，因此得以有机会接触到以上各位收藏家们。

　　“进入媒体工作后，正好赶上收藏市场火了，各个媒体都纷纷开设收藏栏目，紧追市场热点，意在吸引读者眼球。我立马主动请缨，负责的收藏栏目坚持了一年有余，采访了数十位各领域的收藏家。除了收藏家具、书籍、书画，有的甚至还收藏各种瓶子或各个时代的收音机。我很是爱听老先生们讲自己多年来的收藏故事，有的甚至是从其祖辈、父辈起就酷爱收藏。由于特殊的年代、传奇的经历，他们的收藏故事中蕴含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有的付出了万贯家财，有的付出了半生光阴，其中的辛酸、乐趣值得回味，展现出一种对于艺术、历史、生命的态度。”

　　不过在栏目的写作过程中，解宏乾也渐渐发现，当下人们对于收藏的观念似乎出现了一种误区。他说每当自己兴致勃勃采访归来交了稿子，面对主编时却总是听到他意兴阑珊地问，“他说的这件东西现在的市场价值是多少啊”、“能不能让他给读者一些投资的建议啊”、“他的藏品中哪一类近些年升值最多，现在还有没有投资价值啊”等等，这让解宏乾感到无言以对。

　　“人们现在总是习惯性地把‘收藏’和‘投资’联系起来，听说什么升值了，就一窝蜂地去抢购，幻想着过个一年半载，价钱能够翻上几倍。就连电视台的收藏栏目都是在‘财经’频道，而不是文化艺术频道播出。无论玉器还是家具，大家都只看材料和价值，却缺乏审美。”因此解宏乾的收藏栏目最终也没能坚持下去。但幸运的是他的朋友、东方出版社的陈卓编辑和他达成共识，同他一样感到这些收藏家们的故事其实弥足珍贵，于是决定将这些采访稿编辑出版成书，才有了这本《着迷》。

　　《着迷》讲述的收藏旧事

　　收藏之爱 源于内心

　　书中人物走上收藏之路当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便是对藏品发自内心的喜欢或是着迷。

　　舒乙谈到父亲老舍时，说他“爱看画，爱买画，爱收藏画，爱挂画，爱和画家交往，爱讲看画的心得，总之，是个‘画儿迷’。”老舍也曾一再说，在各种艺术中，他“很喜欢看画”，“特别喜爱图画”。“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他甚至把欣赏到一幅好画称作一种“幸福”。

　　著名编剧邹静之做了20多年的编剧，但他收藏家具比做编剧的时间还长。对于家具的收藏完全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曾经为了一把椅子，他竟然当场把衣服脱下给人家当定金。他说刚收藏家具那会儿“身体不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那椅子，擦着那椅子，就觉着身体也越来越好了。很多人怕旧家具，但是我喜欢。”

　　王世襄先生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儿家”，他曾有个外号，叫“柜人”。1976年唐山地震，当天夜里，王世襄家院子里的东厢房屋脊掉下一块。第二天，周围所有居民都集中在院子里搭床过夜，由于王世襄不愿离开家里的物件儿，便在自家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人钻进去，躺在上面，勉强能把腿伸直。就这样，在连续数月的防震抗震期间，他当起了“柜中人”。

　　不以物小而小之 不以赝品而厌之

　　因兴趣而收藏，便不会因在他人眼中不起眼而轻视自己的藏品。

　　冯克力做出了《老照片》，《老照片》也成就了冯克力。与很多收藏者的标准不同，冯克力一旦感觉照片上的信息有些价值，不管是原版还是扫描复制后做旧的冒牌货，他都会蹲下来与卖主还价。在他看来，原版的老照片也好，翻拍的老照片也好，电子版的老照片也好，只要画质过得去，印到书上并没有太大分别。他对于作为信息载体的那张纸并不太在意，更关心照片所定格的历史信息是否珍稀。

　　邹静之收家具，刚开始也喜欢收红木的，觉得光正，包浆也好看，不喜欢柴木（包括榆木、核桃木、楸木、樟木、柏木等）。但收了两年红木之后，就开始收味道好的柴木家具了。他说：“例如榉木，不但做工好，而且多数大漆家具都比黄花梨的年份早。关于材质、年份、工艺这几个标准我是这样排列的，工艺永远是第一位的，例如明代的大板凳，即使是黄花梨的，也不会有太高的价值，因为它没有美感。而现在很多特别有名的工匠做的家具都贵得不得了，因为工艺永远是第一位的。”

　　收藏之始，见情见性见学问

　　米景扬先生是中国书画市场的见证人，他收藏了众多名家之作，吴昌硕、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几乎一个世纪中国书画的名家代表人物都被囊括其中。有人羡慕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搞收藏了，他说：“当时我哪里会想到什么收藏呢？那时只有像张伯驹、惠孝同先生那样，藏有宋元的多少真迹，才能叫收藏。我这种买几张当代画家的画，哪里敢提收藏？否则，编辑室的人都会笑掉大牙！我当时完全是因为喜欢它。”

　　王世襄也十分坦诚地说：“我不是收藏家，做收藏家必须要有实力、有钱，才能买。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这捡一点，那捡一点，也许这件东西不值钱，可是我觉得它有其意义，就收下来了。很多东西买来时已经残破了，到我手里把它修复。找人修复的过程中，我看老工匠怎么修、怎么做，像一个小徒弟似的。时间长了，他们也很喜欢我，大家熟悉了，有时候买点肉、买点烧酒一块吃，就交上朋友了。我便问这问那，记录下来，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书上根本找不到的。”

　　田家英常说：搞学问要有专长，收集这类东西也要随学问而有所专注。现在许多人欣赏绘画而不看重书法，更不看重年代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就有散失、泯灭的危险。因此他收集的东西往往并不是别人看重的，他女儿曾说：“父亲收藏的这些东西，当时是不值钱的，几毛钱几块钱一件，例如那些扇面，基本都是五毛或者一块钱买来的。”

　　研究的快感

　　舒乙说：“老舍对美术有极高的见解。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观点，他不强调技巧，不强调笔墨，判断一张画的好坏，第一个标准是这张画传没传递一点‘新’的意思。如果只是纯粹的技巧表演，就没有意思，不是大艺术品。”

　　中国新文学书刊诞生距今虽不足百年，但在战火的吞噬和人为的破坏下，遭到的损失却几乎是毁灭性的，许多老版本至今难以寻找，大量的资料随之湮灭。姜德明先生曾说：“爱书、藏书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享受，再从这些书里得到一些知识和感悟，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我收藏书，一是喜欢，二是我把从书里找到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印出来，让更多喜欢书的朋友了解这些东西，这才是我在藏书中得到的乐趣。”

　　王世襄做学问不单纯靠书本知识，研究漆器时，为了观察漆器实物，他常去故宫参观藏品。还经常去古玩铺、挂货屋，乃至冷摊僻市，搜集漆器标本。越是残件越重视，因为残件可以看到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层次等状况。

　　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能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他经常冒着严寒或酷暑，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他在车后装了一个能承载一两百斤的货架，架上放着棉绳、麻袋片和大小包袱，遇到明式家具，能买得起的，他便买下，捆在车上带回来。买不起的也要拍照或画图保存。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出版，王世襄研究了35年的成果终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也将明清家具的鉴赏提升到了艺术的层面，掀起了收藏拍卖研究中国明清家具的热潮。

　　当收藏成为一种精神

　　在王世襄看来，人与文物，聚散有时，“‘文革’期间，街道上都是娃娃，都是红卫兵，他们什么也不懂，看见文物就砸。我想不如找自己本单位，由单位的人抄去，他们会上交，不会毁掉。至于是不是我的，我不在乎。抄家的时候，我脸不红，心不跳。所以，我对收藏有另外一种看法，不是说我拥有多少财富，我是要理解这东西，对这件东西有一个说法，有一个评价，从它身上可以得到什么知识，或者解释出什么”。

　　耄耋之年，王世襄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自己的藏品。“我岁数大了，我愿意把我的收藏自己处理掉。如果送给博物馆，博物馆的管理员不一定懂，保存得不一定好。因为他们对这些东西没有感情，也不爱好。不在于多少钱，要紧的是对这些东西的理解，知道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它是怎么制作的，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工艺、解释中国的文化、解释中国的历史，这样更有意义，而不是要占有。”

　　本组文/本报记者 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