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择明

　　两个月前，偶然看了一个严歌苓女士的手稿展览，包括她文学生涯30多年来的小说，剧本手稿，与家人、师友、编辑的通信等等。从笔迹面貌到言语措辞，都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书法其实倒也谈不上，但完全当得起“娟秀”二字，透着良好的教养，温婉娴雅，以及一种上世纪80年代文人的气息，就是《陆犯焉识》中处处泄露的那些气息。“见字如面”用在这里也恰如其分——主办方展出了作家不同时期的照片，其中有一帧身着文艺兵演出服装，在练功把杆旁摆出一个标准“阿拉贝斯克”（Arabesque）的侧影小像，这张小像以绿色剪影的方式，不仅出现在小说《芳华》的封面上，也出现在冯小刚电影《芳华》的宣传海报上。这个绿色的“阿拉贝斯克”宛如春天萌芽的豆瓣，又像是青春的某种象征，还带有时代特征的某种“洋气”。

　　《芳华》本来的名字叫《你触摸了我》，但是改成现在的名字更好。因为更准确，而且整部作品（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因此有了更大的格局。

　　冯小刚在片头片尾用了同一首歌，即1979年电影《小花》的插曲《绒花》。歌词里唱道：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那个电影里的刘晓庆、陈冲、唐国强，都是满脸的胶原蛋白。

　　《芳华》这个名字起得好，因为它恰恰道出，芳华已逝。

　　当然其中有“追忆似水年华”的意味。这部作品，特别是电影，甚至可以说是“60后”的“致青春”。如果说，前一阵子我国大银幕上的那几部“80后”的“致青春”，因为根本没敢触碰到（或者创作者根本没有能力抓住）这一代人真正的痛点，反而谄媚于市场，从而流于轻浮、油滑、装腔作势的话，这部冯小刚的致青春就真实得太多了，或者用严歌苓本人的话说，这是她最真诚的一部作品。

　　然而，这部电影又不仅仅是对青春热血记忆的缅怀，例如冯小刚本人执导的某年春晚。它更接近于一种创伤的撕开，这种创伤属于但不限于青春记忆，它有着更深更广的层面。它是刘锋的手、何小萍的心灵、原本“挺拔地站立着，如今躺了满满一操场”的年轻士兵的遗体，但又不止于此；它试图小心翼翼地揭开一个我们讳疾忌医的伤疤，虽然动作幅度并不大，却提醒着我们，试图习惯性遗忘某些事情，不仅是羞耻，而且是罪恶。

　　创作者（包括编剧和导演）摆脱了我国文艺工作者惯用的伤痕叙事模式，即用煽情、抒情去模糊焦点，最后用眼泪和稀泥的那种“感动”模式。《芳华》中的创伤叙事是冷静的。对于有的观众而言，这种冷静甚至是残酷的，猝不及防地就将战场最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这种残缺的、血肉模糊的年轻肢体和文工团展示的美好身体之对比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诚然，这里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追问”，但无疑留下了一个问号。

　　冯小刚电影通常会有“过”的嫌疑。作为创造过票房辉煌的大众电影导演，他熟知如何操控观众的情绪，深谙我们的观众太喜欢大起大合、大悲大喜，煽情本是他的拿手好戏。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或者在电影结尾处来一段莫名其妙的说教，或者进行过度的插科打诨。但是在《芳华》中，却难得一见这种“过”，一切都刚刚好。比如对情绪节奏的掌控，适可而止。战争的残酷并未作过度的渲染，甚至连最可以煽情的一个镜头也保持了冷静与克制：一个来自北方农村，上面有五个姐姐、年仅16岁的战士被烧得面目全非，他所惦记的是不要让父母知道，死后只通知姐姐，“让她们轮流来看看我”。他所惦记的，是小护士“一定很漂亮吧”，“有没有男朋友”，以及“果丹皮是什么味道”。这些镜头处理得并不煽情，却更为扎心。而作为护士的何小萍对此的反应，也只用了一个镜头：在遭遇炸弹突袭那一刻，她义无反顾地紧紧扑在这个去日无多的小战士身上。人物的内心、性格都很好地展示出来。

　　这种“刚刚好”的感觉也体现在冯小刚对新演员的控制上。文工团几个女兵的扮演者都很年轻，故事发生的年代离他们太久远了些。而影片开拍时选角的炒作更令人对这部影片是否能拍好心生疑问。但就成片来看，这些被“黑”的女孩子其实基本完成了导演的规定动作。林丁丁的精明自私，郝淑雯的自我优越感，何小萍（原文叫何小曼）的自卑，都有较高的完成度，基本上还是在人物里面的。好演员固然本身有演技的加持，但是一张白纸的新演员，就要看导演怎么调教了。

　　“刚刚好”是这个影片的价值取向。对于这一类大众文化产品而言，社会价值恐怕比艺术价值更重要。刘锋与何小萍都不是成功学所谓的“人生赢家”，但影片对他们的人生是正面肯定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走过了物质欲至上的喧嚣年代之后，成功人士们反而感到了更大的空虚、虚无、空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锋与何小萍最后的平静安宁是所谓中产阶级的意淫。刘锋助人为乐并非为了别人的眼光或者褒奖，本来就源自一种本性的纯良，一种知足的幸福感，无论在哪个年代他都能与生活自洽。而何小萍是真正知道人生之苦，知道谁是“好人”的人。对这种朴素的人生、这种朴实的品格的肯定，很遗憾，在近年来的国产电影创作中竟然是极为稀罕之物。在“中产阶级”都在叫嚷着自己被生活“碾压”的这个大环境中，这种肯定当然是有很大意义的。并且，影片对此并没有刻意的夸大或编造，而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指的是作为“大众电影”的层面刚刚好。如果用更高的要求来看，影片又有各种一言难尽。

　　从文学到电影，艺术语言转换的过程中通常会有各种变化。有时候这种变化会是非常正向的。例如同样讲述女兵群像的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比同名小说高出了好几个艺术段位。《芳华》小说文本无论从人物形象的丰满还是思想的犀利深刻，都不输瓦西里耶夫的小说，但影像化的过程中反而丢失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导演对第一人称叙事者萧穗子的创作态度产生了偏差。这个故事的主脉络伴随着萧穗子的成长，从少女到成熟女性，她的人生观是有变化的。她在故事中并非仅仅是一个见证人或旁白者，而是有着她自己的成长。小说一开始我们就得知她犯了类似“生活作风”的错误，是一个情感丰富的青春期少女。她打量世界无不带有这个年龄段女孩的微妙的“不良”心理，当然也包括对异性的审视。少女的视角让她注意到刘锋虽然个子不高，脸并不好看，但是身体很匀称，穿着白色涤纶衬衫，露出胸大肌的轮廓，“矫健壮实，一身形状很好的肌肉”，也是少女的视角让她对林丁丁的伪装和市侩气息有一种本能的觉察，同时对她亦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对女伴们的身体的凝视往往夹杂着羡慕或嫉妒。这种微妙的心理在1985年胡玫导演的《女儿楼》中有着上佳的表现。但《芳华》小说中这种微妙而重要的女性视角，到了银幕上发生了逆转。或许导演太“纯爷们”了吧（或许，和他在文工团当过男兵有关？），悄然转化为男性视角。无论是宣传期那满海报的夸张的大腿，还是影片中处处可见的性暗示，女兵身体特征的展示，都显得有些粗俗，当然更重要的，是萧穗子这个人物从而更只是一个女战地记者了。而那个虚焦的何小萍洗澡的裸体镜头更是没有必要，还不如周晓文在1988年的电影《疯狂的代价》来得大方利索。

　　本来，身体叙事应该是电影的一大亮点。小说中，人性的扭曲和荒诞和对身体的规训与惩罚是联系在一起的。女兵们的舞蹈绝非像电影里那样优美的抒情，而是“抒情到肉麻程度”的“三流马戏团的马戏”。小说中有大量丰富的身体细节描述。刘锋要靠不断地翻跟头，才能脱离那种“穷得光腚”的生活；在文工团他右脚穿着黑布鞋，左脚却穿着一只肮脏的白色练功鞋，因为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一起范儿就歪，所以一得空就练练。刘锋的出场是和一个叫“括弧”的双腿残疾男孩联系在一起的。刘锋是女兵们的“毯子功”教员，就是要不断地给姑娘们“抄跟头”，那是不断的身体触摸；抄跟斗之后他又要拿一个钟头大顶，为了让腿部不至于沉重……而刘锋和林丁丁的“缘起”，同样也根源自这种身体接触：是因为刘锋在无觉察的情况下，命令月经期的林丁丁高踢腿，发生了带血的卫生纸从裤管里飞出来的事件。

　　严歌苓在此处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那血污东西如同一个深红色飞行物，差点就在他身上结束旅程。那件摩擦在丁丁最私密处的东西怎么就冲破了卫生带的束缚，冲破灯笼裤腿松紧带的封锁线；松紧带的封锁只增加了反弹力和爆发力；飞将出去，直达刘峰脚边？刘峰想到林丁丁踢腿时那三道诉苦的目光，他怎么就完全不解风情？不就是他逼的吗？“使点劲儿！”“认真点儿！”好了，那么个血淋淋的秘密从裤管里被发射出来。就算刘峰没看到林丁丁的女性核心，看到的也是离核心最近的东西。甚至看到比核心还核心的东西，那原是可以生发一个小生命的红色热流，从那个极小的血肉宫殿里，通过一条柔软漆黑的渠，决堤在这片由某个街道工厂生产包装的带有粗糙颗粒的长条纸上……”这段源自萧穗子的“不良”的联想，却道破了一个来自“底层”，习惯于“我要对你负责”的性心理的秘密。正因为如此，在获得“政治”的保证后，刘锋的手伸进了林丁丁的衣服里，并因此最终将这只手丢在了战场上。

　　小说中人物的丰富、饱满、真实，在银幕化以后削弱了不止一星半点。电影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刘锋与何小萍，都变成了另外的人物。电影中的刘锋过于完美了，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雷又锋”，这也令演员黄轩始终还是在一个“爱豆”的状态里。“眼镜黑得深不见底”、背负艰难往事的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女儿，某厅级干部的继女何小曼，变成了一个纯朴的、苦大仇深的、知恩图报的乡下姑娘何小萍。或许这样处理更能迎合大众的期待，也能化作曾经的文工团男兵冯小刚的一缕美好回忆。

　　当然，由此导致的不仅是人物的厚度变薄，故事的深度变弱。小说文本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荒诞性，到了银幕上几乎荡然无存。或许，这对于现阶段的电影来说，要求太高了。好在小说和电影都有一个温暖指向的结局，虽然力度不一样，但也可以在不同层面抚慰人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