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女子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观看遇难者照片

　　成百上千双鞋子，密密麻麻地堆积在玻璃地板下，依稀可辨它们的主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数十件囚衣，被衣架撑起，罗列在一个玻璃展柜中，衣襟上只有编号。它们来自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执行灭绝计划的集中营，特征模糊，信息缺失。如今，它们静静地待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纪念馆坐落在耶路撒冷西郊最高的一座山上，不同于耶路撒冷老城喧闹的市井生活和浓烈的宗教气氛，越往山上去，路上车辆和行人越少。馆身大部分深埋地下，就像一座巨大公墓，又如一把斧劈山而入，外观肃穆。

　　这是我们到达耶路撒冷的第一天。本以为游客不多，出乎意料的是，馆内人头攒动。刚刚参军的年轻士兵，略显稚气的面容上表情严肃。穿着棒球衫的学生，成群结伴。

　　在世界上，为大屠杀建立专门的纪念馆的，只有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中国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年建立，纪念30万遇难中国同胞。1953年，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建立，纪念600万在纳粹统治下遇害的犹太人。馆名只有简单的两个词“Yad Vashem”。

　　这两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意为“有记念、有名号”，取自《圣经·以赛亚书》：“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

　　尽管从小就知道犹太人大屠杀这段历史，并对命途多舛的犹太民族抱有同情，但我没有想到，相比于宏大的国家叙事，这座纪念馆展出的许多物品带着强烈个人印记。这是一场对遭遇不幸的普通个体的纪念。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大屠杀资料集合：1.3亿页文件、10万张幸存者证词、40万张照片、1.5万份国家档案文件以及2.5万件文物和1.2万件艺术品。

　　烧焦的梳子、熔化一半的黄铜汤匙、散落的纽扣、一串或许再也打不开任何大门的钥匙……这些证据和记录静静地躺在那里，标记着当年的悲剧。它们源自一个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受害者名录恢复计划”。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屠杀纪念馆便向世界各地征集幸存者、遇害者家人、朋友和熟人的回忆和证词，统一保存。据英国广播电台报道，由于纪念馆的努力和全世界的支持，截至2017年5月，600万大屠杀遇害者中，470万已有迹可循，依然有130多万姓名不详。

　　一盒磨得发亮的木质小棋，是隔离区里两个孩子的玩具。一条美丽的大麻花辫，属于一个16岁的犹太女孩，在离开家前往隔离区前，母亲剪下女儿保养多年的长发，交给邻居保管，但她们没有再回来。一页泛黄的纸，从日记本上撕下，它的主人曾是一个怀着诗人梦想的文学青年，但他尚未实现自己的抱负，就被投入集中营，最后人们从他的衣服口袋中找到了残缺的诗篇。还有许多家庭老照片，和一段段幸存者的回忆讲述，散布在纪念馆的各个角落。

　　“如果不去关注，600万犹太人就将这样消失，没有墓碑，尸骨无存，无人纪念。这些记录是受害者的集体墓碑，我们不会停止，直到每一个人都在他们的国里安息。”纪念馆档案部主任海格·格特纳博士说。

　　1960年，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秘密抓捕，押回耶路撒冷接受审判。作为美国《纽约客》的特邀记者，犹太裔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前去报道。她惊讶地发现，这个“恶魔”竟是个毫无特征的秃顶中年人。她将这种恶称为“平庸之恶”——“将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

　　对待犹太人，纳粹亦是如此，意图将他们“去人性化，变成一串数字，系统地抹杀他们曾经存在的每一个记忆。”犹太人坚信，把遇难者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不是“600万”，是纪念这些受害者的最好方式。

　　他们曾来这人间一趟，有名有姓，有活过的证据：照片、衣物、收藏品、爱情和对未来的想象。正是这些带着强烈个人印记的个体回忆和物件，才使他们真正被标记为“人”，而非其他动物，或一串简单的数字编号。

　　在二战结束后出版的《安妮日记》里，德籍犹太裔少女安妮·弗兰克写过：“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

　　展区的最后也是最高处，是一间摆放着档案的圆形“姓名馆”。头上的“穹顶”像一个从天空垂下的大型喇叭，内侧布满发黄的黑白照片，这些是在大屠杀中罹难的百万犹太人受害者。他们大多数面容平静，笑容温和。

　　穹顶下方，一个回映天空的深水池，倒映着“天上的”笑脸，仿佛印证着尼采的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在四周一排排黑色的档案墙里，触手可及的是迄今为止收集到的见证者的证词。

　　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的访谈录像让我驻足。不同于想象中的欢欣鼓舞，老人平静地讲述在战争结束后，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数百次面对死亡的她惊觉已无法接受新生命的诞生。她请求医生帮她堕胎，虔诚的医生拒绝了她的请求。

　　最终孩子出世，她还是重新燃起了信心，并决定等儿子长大后，告诉他，你的母亲是数千次站在队伍中，被选择活下来的那个，“但是当孩子真正长大了，我什么都没说。”

　　无论如何，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是保存了下来，在这座纪念馆里长存。

　　走出纪念馆，突然迎来一片露台，眼前一亮，重新见到蓝天。这才突然想起，自进馆后，我们已习惯了昏暗的光线，沿着弯曲的道路穿行4小时，几乎忘记了光明。自山丘侧穿出的弧状薄墙，就像自由之鸟朝天展翅。这一设计来自于加拿大籍犹太裔设计师摩西·萨夫迪，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沙龙在开馆仪式上说：“当你离开这个纪念馆时，你能看到耶路撒冷的天空。”

　　如今，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发起了“消失的100万”计划，仍在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收集剩下的无名无姓者信息。“那些人曾经存在过，但被整个世界抹去了。我们希望子孙后代知道他们是谁。”姓名馆的负责人亚历山大·阿夫拉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