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500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其中包括孙武、鬼谷子和孙膑。他们早就在《孙子兵法》、《鬼谷子》、《孙膑兵法》等兵家要书中提出，用兵之术其实就使用诡道，必要时追求出奇制胜、一切以打赢为要；但是他们同时深刻指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消灭战争，或者说是以战止战；君子讲究大道至简、大道无形，一般并不屑于使用阴谋诡计，因为这些并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能入君子之道。这也是鬼谷子的两个学生孙膑和庞涓争夺中，心胸狭隘而凶险的庞涓最终落败身亡的重大原因。中国西汉强盛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子之风更加鄙视诡计多端的小人之道，并深刻塑造汉唐风骨，影响后续的中华文明。

　　当然，如上所提，中国古代兵圣们丝毫没有贬低特定条件和环境下，用兵如神的重大战略作用，他们认为，涉及利益之争和生死存亡，特别是面临凶残的强敌，一个人乃至国家是可以使用用兵之道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这也就是中国人往往有所防备但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原因，形象地说，要打就可能玩命地打。当年汉武帝对几十年的心腹大患匈奴发出“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讨伐令，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击溃匈奴而穿越数千公里的浩瀚沙漠直达漠北；唐太宗重拳出击，将西突厥驱逐到了欧亚交接地带，并收服和同化了东突厥族人。

　　日本声称保存着靠劫掠等手段从中国大陆取得的中国古代典籍，保留着“四不像”的所谓中国古代的仪轨，喋喋不休地指出它才是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所谓“正统”。的确，日本是一个热衷于模仿和学习中国古代文明的国家，但是由于日本心术不正，它对中华文明的窥伺和研习更多注重形式、表象和皮毛，往往走火入魔、南辕北辙，根本无法读懂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境界。比如，日本对中国古代用兵之道的模仿，更多地研究和使用军事家、战略家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的那些诡计、毒计。日本的民族性格无疑具有贪婪和凶残的一面，用起这些诡计毒计往往不计后果、不择手段，不达目的不罢休。

　　而日本此举与中国古代兵法家、战略家、军事家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古代的兵圣更多出在乱世之时，在使用军事手段和兵法取得胜利的同时，往往考虑以王道和仁义之心，使得对手心悦诚服、收服对手，所谓攻心为上，伐兵攻城为下。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诸葛亮在七擒孟获过程中，曾使用火攻计谋取得完胜，但目睹在大火中惨叫的蛮族士兵，高处观战的诸葛亮却悲叹“此举必损其天寿”。诸葛亮后来设坛禳星延寿终被魏延误闯所坏，但当场并未怪罪和诛杀魏延，而是自叹天命使然，自知虽用兵如神但终归杀伐太多。这个故事的精要，与早年的孙武、鬼谷子、孙膑等杰出军事家的用兵精要和最终目的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的。

　　中国抗战之后的领导人以德报怨对待日本也有这样的境界和考虑。可惜对日本而言，某种程度看是用错了对象。因为日本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和文明的特殊群体和异类国家，充满着兼具彬彬有礼和内心凶残、追求精益求精和玉石俱焚、极度自负却又非常自卑、崇拜强者却又屠杀弱者的两面，是一个复杂的多棱镜和矛盾混合体。日本吹嘘和自诩“继承”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却恰恰忽视了中华文明的真髓，并给中国人民多次带来重大荼毒和灾难。日本迄今认识不到或者不愿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本源，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争强好胜并不择手段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可逞一时之成功和勇谋，但注定无法长久维系，因为内心的贪婪和凶残而自不量力，最终导致功亏一篑乃至玉石俱焚。日本的“忍者之术”、“武士道”往往集奸诈、凶残与自残于一身。

　　对于日本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和危害，中国等日本周边国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一定不能以常人之心和君子之心对待日本。当年日本一边佯装与美国谈判、同时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的恶劣先例历历在目，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国会向全国发表演讲，痛斥这个背信弃义、偷袭成性、不可理喻的国家。中国应当以我为主，坚定实施领土领海主权完整原则，坚定地不间断巡航中国东部的领土领海，深入钓鱼岛核心领海地带进行立体管辖和巡航。要展示充分的历史、法理与现实依据，彻底拓展中国东部战略安全大门，因为中国舰队和平时期可以依据国际法穿越所谓“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但一旦战时或紧张时期，日本很可能要封锁琉球群岛的这些国际战略水道。因此，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不可避免要提上国际讨论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