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曾说：“青蒿素一旦产生耐药性，就需要再花10年时间研究新药。”这不是危言耸听。一种病菌，如果与药物多次接触，却又未被彻底杀灭，等到“春风吹又生”时，往往会产生耐药性。无论是最初的“抗疟神药”氯喹，还是如今的“中国神药”青蒿素，都无法回避耐药性的问题。

　　基层部队的经常性思想工作、经常性管理工作，面对的都是需要反复抓、抓反复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对工作的方式方法产生了“耐药性”，就会陷入屡犯屡治、屡治屡犯的恶性循环。因此，如何在加强工作“经常性”的同时，有效避免“耐药性”，考验的是带兵人的智慧和能力，攸关的是部队战斗力的建设水平。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往往没有条件开展“两个经常性”工作，部队的教育管理，多是在战斗间隙见缝插针进行的。而且，当时官兵成分复杂、思想形形色色，连识字的都不多，开展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教育管理工作的实效，却经得起一场又一场硬仗恶仗的检验。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工作的方式方法得当，务求实效、不来虚的，善于对症下药、能够解决问题。

　　与过去相比，现在教育管理实现“经常性”已不是什么难事，在方法手段的创新上也今非昔比。但是，一些教育者苦口婆心讲的内容，为什么官兵“老不信”？一些单位耗费时间精力搞的教育，为什么官兵“不买账”？早交班、晚点名、大会小会反复强调的问题，为什么像锄了根的野草、砍了秆的荆棘、喷了农药的棉铃虫一样，仍会在不经意间再次冒出来，成了斩不尽杀不绝的“老大难”？

　　摔了跟头，就得拣个明白。“经常性”，并不是越经常越管用。假如忽视了“耐药性”的问题，哪怕“药力”再猛，也可能“药效”为零。如果官兵对你的工作“不感冒”“软抵抗”，那么做得越多，效果反而越差。在一些单位，前一项教育还没完，后一项教育又来了，官兵难免顾此失彼、疲于应付；有的领导看似很卖力，其实没走心，你说的官兵没听进去，官兵想的又不敢说出来，所谓的“沟通”，形式大于内容、过程变为过场；有的把抓教育简化为抓考试，小册子、小测试数不胜数，官兵难免产生厌倦心态、逆反心理；还有的只关心“营养”、不关注“口味”，讲起话来干巴巴、没意思，官兵难免耳朵生茧、麻木无感。

　　“经常性”是个积极的东西，然而一旦消极化了，其意义就会削减甚至消失。如果囿于僵化的理念、延续死板的方法、依赖无效的“经常”，却对“耐药性”的问题没有防备，就会剃头挑子一头热，使教育管理工作陷于低水平重复劳动。不只如此，以后治疗那些顽症痼疾时，往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给自己制造出更大的困难。

　　“拘旧方不可疗新疾”，对付“耐药性”的最好办法，正如屠呦呦所说的——需要“研究新药”。带兵人应当多费点心思、多花点功夫，研究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思路、新形式、新方法，努力消除思想与现实的“剪刀差”，增强教育管理对象的“参与感”。只要真心实意地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真正做到了接地气、有温度、能走心，就一定能把部队的建设水平搞上去。